第9章 联军这群大人
说书的小吏 · 19711字
· 一、酸枣 ·
我十九岁那年的春天，我跟着曹将军的人马，从陈留往酸枣去。
走了大概两天。
第三天上午，远远地，我看见了大营。
我得说一句——我这辈子，从十四岁那年在长社外头远远看着皇甫将军的中军，到十六十七在凉州跟着张大人，再到十八岁那年在洛阳城外看那场鬼火——大营这种东西，我看过不少了。
但是酸枣这个营，跟我以前看的，都不一样。
以前那些营，是一座营。
酸枣这个，是十几座营。
挤在一块儿。
我一开始没看明白——远远望过去，旗子一面接着一面，一片接着一片，颜色乱七八糟，红的、黄的、青的、黑的，写着各种各样的字。我数了一下，没数清。
我转头问老李：「老李，那是几家的？」
老李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老李说：「我数着，得有十一二家。」
我说：「十一二家挤一块儿？」
老李说：「可不挤一块儿。一家一片。一片一片地连着。所以远着看像一坨。」
我说：「那他们是一家还是不是一家？」
老李说：「名义上，一家。」
我说：「实际上呢？」
老李笑了笑，没接。
老李那阵子，凡是不接的话，我都记得。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接的事儿，往往是后头要应在大事上的事儿。
我们从大营外头绕了半圈，找曹将军的旗。曹将军的旗，是「曹」字旗，写得不大，挂得也不高。我数着别人的旗，挨个儿掰指头数过来——
中间一片最大的，是「袁」字。
我一开始以为是袁绍——后来知道不是。袁绍人在河内，没在酸枣。酸枣这边挂「袁」字的，是袁遗，山阳太守。
再往东一片，是「韩」字。冀州牧韩馥的人。韩馥本人也没在，派了人来。
再往东，「孔」字，豫州刺史孔伷。
再往南，「刘」字，兖州刺史刘岱。
再过去，「王」字，河内太守王匡——这个王匡跟河内那个不一样，王匡本人也是没在的，派了人来。
再过去，「张」字，陈留太守张邈。
「桥」字，东郡太守桥瑁。
「鲍」字，济北相鲍信。
加上山阳袁遗。
加上那个最不起眼的、写得最小的「曹」字——咱们曹将军，挂着个「行奋武将军」的衔儿，那是他自个儿在陈留行的，算是自封的。
我数到这儿，掰光了一只手，又掰了大半只另一只。
我说：「老李，这十几家，一家家都顶着个州牧、太守、刺史、相、将军。」
老李说：「嗯。」
我说：「他们来这儿是干啥的？」
老李说：「打董卓。」
我说：「打董卓。」
老李说：「嗯。」
我说：「董卓在哪儿？」
老李说：「长安。」
我说：「长安在哪儿？」
老李往西指了指：「往西，过荥阳，过虎牢，过函谷，过潼关，再走一阵子，就到了。」
我说：「那远着呢。」
老李说：「远。」
我说：「咱们现在在哪儿？」
老李说：「酸枣。」
我说：「酸枣离长安多远？」
老李说：「比从我家到我家厕所远。」
我没接话。
我心里有个疑惑，但是我没问出来。
我那个疑惑就是——既然来了打董卓，怎么这么大个营，离董卓还隔着这么远？
后来我知道了。
这个疑惑不止我有。
董卓也有。
董卓还专门为这个疑惑笑过几回。
· 二、棚里头的闲话 ·
我们到酸枣的当天下午，王必领着我和老李，安排住处。
文书棚。
文书棚搭在曹将军中军帐后头，离粮草堆不远。我数了数，棚里头铺位有十二个，已经睡满了八个。剩四个，王必让我和老李挑。我挑了靠门的，老李挑了挨着我。其余两个空着。
棚里头那八个人，我一进门就有人过来招呼。
招呼我的那人，是我之前提过的颍川老乡，叫韩崧。也是个文书。
韩崧说：「田六，你也来啦。」
我说：「来啦。」
韩崧说：「以为你死洛阳了。」
我说：「差点儿。」
韩崧说：「老李也来了。」
我说：「来了。」
韩崧说：「老李这一进来，棚里头就有大爷了。我们这帮小辈儿，得敬着点儿。」
老李把包袱往铺上一搁：「敬啥敬。我跟你们一样，都是抄字儿的。」
韩崧笑：「您可比我们老多了。」
老李说：「老不老不重要。手稳不稳重要。」
韩崧不说话了。
棚里头还有一个人，叫朱铄。这人嗓门儿大。我一进棚他就吼了一嗓子：「哟，新来的？」
我说：「新来的。」
朱铄吼：「哪儿来的？」
我说：「阳翟来的。」
朱铄吼：「凉州待过没？」
我说：「待过。」
朱铄吼：「在凉州干过几年？」
我说：「两年。」
朱铄吼：「啧啧啧。两年。两年那地方还能活着回来，了不得，了不得。」
他这一嗓子一吼，整个棚里头的人都凑过来了。
凑过来一个，问一句。
「凉州那边粮咋记？」
「凉州那边账面上能差几成？」
「凉州那边军法严不严？」
「凉州那边女人贵不贵？」
我一个一个回答。
回答到「女人贵不贵」的时候，我说：「我没买过。」
朱铄吼：「没买过？两年没买过？」
我说：「我那两年活着都不容易。」
棚里头一下子笑了。
笑完了，朱铄说：「行。这小子可以。」
我后来跟老李说，我说我不太喜欢朱铄。
老李说：「为啥？」
我说：「他嗓门儿大。」
老李说：「嗓门儿大不是毛病。」
我说：「他爱打听别人。」
老李说：「这是毛病。」
我说：「那您说这人靠不靠？」
老李说：「不靠。」
我说：「那咱躲他点儿？」
老李说：「躲他。但是别让他觉得你躲他。」
我说：「这……这俩咋一块儿做？」
老李说：「微笑着躲。」
棚里头的日子，是这么过的——
白天，干活。抄文书。曹将军那边来啥单子咱们抄啥。粮草调拨、人员花名、各家送来送去的礼单、各家议事的日程，杂七杂八，一天忙下来，胳膊都酸。
晚上，没事儿。蹲在棚门口，几个文书凑一块儿，闲话。
闲话的内容，我后来回想，全是关于联军这帮大人的。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没正形儿。
我记下来一段，是我们到酸枣第五天晚上的——
朱铄说：「今天袁公又开宴了。」
韩崧说：「又开宴？这周三次了吧？」
朱铄说：「第四次。」
我说：「为啥老开宴？」
朱铄说：「盟主嘛。」
我说：「可盟主在河内呢，不在咱们酸枣。」
朱铄说：「对，所以酸枣这边的宴是张邈太守开的。」
我说：「那张邈是替谁开的？」
朱铄说：「替自己。」
韩崧笑了一声。
我没明白。
我又问：「张邈替自己开宴，请的是谁？」
朱铄说：「请的是其他几位太守、刺史、州牧。」
我说：「那其他几位太守、刺史、州牧，回不回请？」
朱铄说：「回。」
我说：「咋回？」
朱铄说：「也开宴。」
我说：「然后大家轮着开？」
朱铄说：「轮着开。」
我说：「轮一圈得几天？」
朱铄掰了掰手指头：「咱们这十一家，一家轮一天，得十一天。」
我说：「十一天就吃完酒了？」
朱铄说：「咋可能。十一天才轮一圈。轮完一圈接着轮第二圈。」
我说：「那啥时候打董卓？」
棚里头一下子安静了。
韩崧抬头看我，看了我两眼，然后笑了。
韩崧说：「田六，你这话，往后甭再问了。」
我说：「为啥？」
韩崧说：「问了也白问。问了还显得你新来。」
我那天晚上没说话。
我躺在铺上，想了一阵子。
我想，我十四岁的时候，皇甫将军那边，几万大军，二十几天，把波才打了。
二十几天。
不是二十几顿酒。
我拉了拉被子，闭上眼。
棚外头，远处某家的鼓乐声，又起来了。
听着像是袁遗那边的。
也可能是孔伷那边的。
也可能是别人。
反正不是咱们曹将军那边的。
咱们曹将军那边，每晚都早早灭灯。
· 三、那场所谓的「军议」 ·
到酸枣第八天的早上，王必把我叫到他帐子里。
王必这人，我上回说过——中年，正派，有一种文官的稳劲儿。他坐在案后头，案上一摞文书，比我胳膊长还高。
王必说：「田畴。」
我说：「在。」
王必说：「今天五位大人在张邈太守那边议事。」
我说：「嗯。」
王必说：「咱们曹将军派了人去，但是抄录的人不够。」
我说：「嗯。」
王必说：「你跟着李参谋一块儿过去，做记录。」
我说：「李参谋？」
王必说：「张邈那边派来的。你听他指。」
我说：「我抄什么？」
王必说：「能抄的全抄下来。回头我筛。」
我说：「不能抄的呢？」
王必看了我一眼。
他笑了一下。
他说：「你判断一下。判断错了，我兜着。」
我那天上午就去了张邈太守的中军大帐。
到地方的时候，五位大人还没到齐。
到的最早的，是张邈太守自己——可能因为是主人。第二个到的，是桥瑁，东郡太守。第三个到的，是刘岱，兖州刺史。
刘岱一进帐，张邈就站起来：「公山兄。」
刘岱「嗯」了一声，没回话，自顾自坐下。
张邈又招呼桥瑁：「元伟兄。」
桥瑁笑笑：「孟卓兄。」
我蹲在帐子角落里，案几后头，砚台磨着。我跟那个李参谋——是张邈那边派的——一前一后两支笔，记录。
第四个到的，是袁遗，山阳太守。
袁遗一进来，张邈又站起来。
张邈比谁都站得勤。
第五个到的，是鲍信，济北相。
鲍信比别人要朴素。盔甲是旧的，腰带是旧的，进帐的脚步也轻——他不是那种喜欢让人感觉到他来了的人。
鲍信进来以后，张邈说：「人到齐了。咱们开议。」
我提着笔。
李参谋提着笔。
那场议事，我后来一辈子都记得。
张邈先开口。
张邈说：「诸君，今儿个咱们议的，还是上次那事儿——西进。」
桥瑁点头：「该议。」
刘岱点头：「该议。」
袁遗点头：「该议。」
鲍信不点头。
鲍信坐着。
张邈说：「依下官之见，咱们陈留的兵，目前不太合适先发。」
我提笔抄。
张邈说：「为啥不合适呢？陈留前阵子刚出了点事儿——招兵的银钱、粮草，都是从地方上挤出来的。地方上挤得很紧。要是这会儿马上发兵，地方上恐怕……要乱。」
桥瑁点头：「孟卓所言极是。」
刘岱也点头：「孟卓所言极是。」
我不知道孟卓是张邈的字——后来才知道。当时我还以为「孟卓」是另一个人。
张邈接着说：「所以下官的意思呢，咱们陈留的兵，能不能晚一点？等其他几位的兵先动，咱们随后呼应？」
刘岱听到这儿，抬了抬眼。
刘岱说：「孟卓兄此言，下官有些话要说。」
张邈说：「公山兄请讲。」
刘岱说：「下官的兖州，你也知道——黄巾余党还没扫干净。下官手底下这点儿兵，还得守地方。要是这会儿西进，黄巾再起，那就是十几个郡一块儿乱。」
张邈说：「公山兄所言极是。」
桥瑁点头：「公山兄所言极是。」
袁遗点头：「公山兄所言极是。」
鲍信坐着。
我提笔抄。
我抄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头开始有一个怪念头。
我感觉这屋里头，有一种比较奇怪的节奏。
每当一个人说他自个儿不能先发，其他人就跟着说「极是」。
每当下一个人说他自个儿也不能先发，前一个人也跟着说「极是」。
「极是」「极是」「极是」。
抄到第三个「极是」的时候，李参谋递了一张小纸条过来。
小纸条上写着：
「极是不抄。」
我点点头。
我把「极是极是极是」划掉了。
划得我笔心都发疼。
接下来桥瑁说话。
桥瑁说：「诸君，且慢。下官有一物，请诸君过目。」
桥瑁从袖子里头摸出来一卷帛书。
帛书摊开。
桥瑁站起来——他是这屋里头第一个站起来的——双手捧着，朗声念。
「三公檄曰——」
我笔尖一抖。
我那一抖，差点儿把案上的墨碰翻。
我从十四岁开始抄文书，「三公檄」这仨字儿，我抄过几百回。从来都是从洛阳城里来，盖着印，附着名。
桥瑁这卷「三公檄」，也盖着印，附着名。
但是——
这卷东西不是从洛阳来的。
这卷东西，前几天我在文书棚听朱铄说过——是桥瑁自个儿，让人写的。
「假托三公之名，以激诸侯之义。」
朱铄那天晚上还笑着说：「这事儿，等十年以后大家想起来，能尴尬一辈子。」
桥瑁就着这卷他自个儿造的「三公檄」，慢悠悠地念。
念得很有感情。
念到「拯社稷于将倾，救生民于水火」那一句，桥瑁居然眼眶都红了。
我当时一边抄一边心里在说——这人要不就是真信了自个儿写的，要不就是演技到家了。
桥瑁念完，把帛书重新卷上，揣回袖子里。
桥瑁说：「诸君，以此为旨。」
张邈说：「以此为旨。」
刘岱说：「以此为旨。」
袁遗说：「以此为旨。」
鲍信坐着。
我又提笔。
李参谋又递了一张纸条过来。
纸条上写着：
「假檄。这卷别详抄，记一句『桥太守宣三公檄一道』即可。」
我点点头。
我写：
「桥太守宣三公檄一道。」
写完这九个字儿，我手心里全是汗。
这九个字儿，要是有一天有人翻出来追究，我就是从犯。
但是李参谋写在那张小纸条上，我心里头就稳了。
「能抄的全抄。不能抄的，李参谋会兜。我兜不动。」
我那天才十九岁。
往后接着抄。
桥瑁念完三公檄，张邈又开了一口。
张邈说：「既然有了三公之命，咱们的师出有名，是有名了。」
刘岱说：「有名了。」
桥瑁说：「有名了。」
袁遗说：「有名了。」
鲍信坐着。
张邈说：「但是名归名，咱们这一仗到底咋打——还得议。」
刘岱说：「依下官之见，先解决粮草。」
张邈说：「公山兄所言极是。」
桥瑁说：「极是。」
袁遗说：「极是。」
我笔尖又一停。
我没抄「极是」。
刘岱说：「下官的兖州，地小粮少，每月最多支出三千石。」
桥瑁说：「东郡跟兖州接壤，东郡这阵子地方上也紧——下官最多支出两千石。」
刘岱说：「东郡和兖州接壤？元伟兄你这话说得……东郡接的是兖州东边。我兖州西边的粮也得管啊。」
桥瑁说：「公山兄此言差矣。下官东郡的粮，本来就该走兖州东边，要是兖州东边都不出，下官东郡走的是哪条道？」
刘岱说：「元伟兄此言更差矣……」
我笔下飞快。
我从来没抄过两个郡守为粮道吵架的记录。
两个人吵了一个时辰。
吵到最后，张邈出来打圆场。
张邈说：「二位，二位。咱们今儿个不是为了具体哪条道。」
刘岱说：「孟卓兄说得是。」
桥瑁说：「孟卓兄说得是。」
我提笔。
「二位太守议粮，未决。」
我就抄了这九个字儿。
李参谋朝我眨了一下眼。
我装作没看见。
到这儿，已经是下午了。
帐子里有人开始打哈欠。
第一个打哈欠的，是袁遗。
袁遗打完哈欠，张邈说：「诸君，议了半天，也累了。备酒？」
刘岱说：「备酒。」
桥瑁说：「备酒。」
袁遗说：「备酒。」
鲍信终于开了一句口。
鲍信说：「下官不饮。下官告退。」
张邈说：「允诚兄不留？」
鲍信说：「军中事多，告退。」
鲍信站起来，朝大伙儿拱了一下手，转身就走。
走得很快。
我抬头偷偷瞥了一眼鲍信——他出帐的时候，眉头是皱着的。皱得很紧。
鲍信走了。
剩下四位，开始喝酒。
喝着喝着，就开始比谁背《春秋》背得熟。
张邈起头，背了一段「郑伯克段于鄢」。
刘岱接，背了一段「齐桓公伐楚」。
桥瑁接，背了一段「城濮之战」。
袁遗接，背了一段，背着背着就忘了。
袁遗忘了之后，刘岱大笑。
刘岱说：「伯业兄，《春秋》还是要多读啊。」
袁遗说：「公山兄笑话了。」
四人又喝酒。
我那时候手已经写麻了。
李参谋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段就别记了。」
我说：「为啥？」
李参谋说：「你记下来，回头你自己读着都尴尬。」
我点点头。
我把笔放下。
那场「军议」，从巳时开到未时。
议事记录里头，可记的东西，不超过三百字儿。
三百字儿里头，没有一句是关于「啥时候打董卓」的。
没有一句。
我傍晚回了文书棚。
老李问我：「咋样？」
我说：「您看这卷。」
我把竹简递过去。
老李就着棚门口那盏油灯，慢慢看。
看完了，他卷起来，递回我手里。
老李说：「小子，把这卷竹简拿去烧了。」
我说：「为啥？」
老李说：「留着将来翻出来，会让人尴尬的。」
我说：「让谁尴尬？」
老李说：「让所有人尴尬。」
我说：「可这是公文。」
老李说：「公文也分两种——一种是后世翻出来让人惊叹的，一种是后世翻出来让人皱眉的。」
我说：「这卷是哪种？」
老李说：「皱眉的。」
我说：「那咋办？」
老李说：「拿去烧了。」
我说：「王大人交代我抄的。」
老李说：「王大人那儿，留个简略本。三百字儿够了。」
我说：「三百字儿？」
老李说：「三百字儿都嫌多。」
我那天晚上，蹲在棚外头，把那卷长篇竹简，分了三段，一段一段往火堆里塞。
竹简烧得很慢。
烧得吱吱响。
火光照在我脸上，我心里头有点儿空。
不是难受。
是——我那时候头一回觉得——
哦，原来「公文」是这么个东西。
原来「军议」是这么个东西。
原来「联军」是这么个东西。
老李蹲在我旁边，没说话。
烧到最后一段的时候，老李才说：「小子。」
我说：「啊。」
老李说：「记住今天。」
我说：「嗯。」
老李说：「将来你要是当上大人物，开会的时候，提醒你自个儿一下。」
我说：「提醒啥？」
老李说：「别这样开。」
我「嗯」了一声。
棚外头远处，张邈太守那边的酒宴还没散。
笑声、唱声、酒令声，传过来一阵又一阵。
我把最后一片竹简推进火里。
竹简变成黑色。
黑色变成灰。
灰被风一吹，散了。
· 四、张邈太守 ·
那场军议之后，我对张邈太守，多了点儿想法。
张邈这个人吧——
他不坏。
我得先把这话搁前头。
他真的不是坏人。
他对人客气，对手底下的小吏也客气。我那天散会以后，路过他帐子门口，他还问了我一句「小先生辛苦了」。叫我「小先生」。我十九岁。一个郡守，叫我十九岁的小文书「小先生」。
这事儿要是搁刘岱身上，刘岱根本不会看见我。
要是搁桥瑁身上，桥瑁会问我「你抄准了吗？」
要是搁袁遗身上，袁遗根本想不起来帐子角落里还坐着抄字儿的。
张邈不是。张邈是那种你蹲在他帐子角落里两个时辰，他出来的时候还能看见你、还能朝你笑一笑的人。
但是——
但是这种人，有一个毛病。
老李跟我说过。
老李说：「这种人，做郡守好。做盟友也好。做朋友更好。」
我说：「然后呢？」
老李说：「但是不能让他做主。」
我说：「为啥？」
老李说：「他怕得罪人。」
我说：「怕得罪人不好吗？」
老李说：「平时好。打仗不好。」
我说：「为啥打仗不好？」
老李说：「打仗的时候，你得罪不起的人，往往就是你必须得罪的人。」
我那时候没全懂。
后来我懂了。
懂的时候，已经是好多年以后了。
张邈那个时候，每天都在两件事上头花心思——
第一件，让来酸枣的每位太守、每位刺史、每位州牧、每位相，都满意。每天他得轮着请人吃饭。请东边那家，西边那家就不开心；请南边那家，北边那家就皱眉。他得算计着轮、算计着分，谁都不能落下。
第二件，让自家陈留的地方士绅满意。陈留出钱出粮，士绅们每天都派人来递话，今天少了一仓，明天多了一调。张邈得一个一个解释。
这俩事儿，把他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至于打董卓的事儿。
那是第三件。
第三件，他每天能匀出来的时间，大约一个时辰。
我有一天在他帐子外头听见他跟身边一个谋士抱怨——
张邈说：「我这个郡守做得真累。」
那个谋士说：「明公先歇一歇。」
张邈说：「歇不了。」
谋士说：「为啥歇不了？」
张邈说：「一歇就有人不开心。」
我从他帐子外头走过去，心里有句话。
我心里那句话是：
「张大人，您不是个统帅。您是个郡守里头的好郡守——就是不会带兵打仗。」
我把这句话憋着，没说。
晚上回了棚，跟老李说了。
老李听了，喝了一口水。
老李说：「你这话，要是再过十年，还能这么说，我服你。」
我说：「啥意思？」
老李说：「现在你说他是个好郡守，那是看他对你笑。十年以后你看他咋落幕，你再决定他到底是不是个好郡守。」
我说：「他能落幕得不好？」
老李说：「这种人最容易落幕得不好。」
我说：「为啥？」
老李说：「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所有人都不满意他。」
我那天没接这话。
我那天就想——
但愿张大人不是这样的结局。
· 五、刘岱大人和他的祖宗 ·
跟张邈太守比，刘岱就是另外一种人了。
刘岱的事儿，我说得简短一点儿——因为我对他的记忆全是几个画面拼起来的。
第一个画面：
军议的时候，刘岱坐进帐子，「公山兄」三个字儿，他得听到三遍以上才愿意点头。
第二个画面：
刘岱跟人说话，第一句话十有八九是——
「下官身为汉室宗亲——」
我刚听见的时候，肃然起敬。
汉室宗亲。
那是大汉皇帝的亲戚啊。
我十四岁的时候，听说光武帝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某一支后代被封了王——那都觉得了不得。
刘岱是兖州刺史，是汉室宗亲。
我心里想——这种大人物。
第三天，朱铄在文书棚里跟我说：
「田六，刘岱说他是汉室宗亲。」
我说：「我知道。」
朱铄说：「你知道汉室宗亲有多少吗？」
我说：「不知道。」
朱铄说：「光武帝那一支，到现在十几代了。每一代分宗、再分宗。再算上之前的、之后的。粗的细的、远的近的。粗算下来——」
朱铄掰指头。
「全大汉，汉室宗亲——」
我说：「多少？」
朱铄说：「至少几千个。」
我说：「几千个？」
朱铄说：「保守。还没算那些跟皇上沾点儿亲的远房。」
我说：「那……」
朱铄说：「这身份现在还值钱吗？」
我没接。
我那天晚上，把这话跟老李学了一遍。
老李说：「朱铄这话还算客气的。」
我说：「咋还算客气？」
老李说：「我估摸着汉室宗亲至少上万。」
我说：「上万？」
老李说：「光是中山靖王那一支，几百年了，开枝散叶。我前阵子听说涿郡那边有个卖草鞋的，也号称是中山靖王之后。」
我说：「卖草鞋的？」
老李说：「卖草鞋的。」
我说：「那他不也是汉室宗亲？」
老李说：「也是。」
我说：「那刘岱大人……跟那个卖草鞋的是一档？」
老李说：「血上是一档，门上不是一档。」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老李说的那个卖草鞋的，多年以后我会见到。
也不知道那位卖草鞋的，将来会做出什么大事儿。
我那时候只当是个笑话。
我说：「老李，要是天下有上万个汉室宗亲，那这身份现在到底还值多少？」
老李说：「值多值少，要看跟谁说。」
我说：「跟我说呢？」
老李说：「值一壶酒。」
我说：「跟刘岱大人说呢？」
老李说：「值一座兖州。」
我「哦」了一声。
我那天又懂了一件事儿。
「身份」这种东西，它的价钱，看你拿它跟谁谈。
跟我谈，是一壶酒。
跟天下谈，是一座兖州。
但是跟董卓谈呢？
董卓在长安，刀架在皇上脖子上。
刘岱的「汉室宗亲」四个字，到了那把刀面前，能换几两银子？
我想了想。
我没想出来。
我想到的，大概是——
不值钱。
董卓那把刀面前，「汉室宗亲」四个字，比草还便宜。
可惜的是——这屋里坐着的，没几个人想明白这一点。
或者，明白了，不愿意说出来。
· 六、鲍信，和那场我不该听见的话 ·
我前头说过，那场军议里头，从头到尾不说「极是」、不说「以此为旨」、中途借故走人的，是鲍信。
鲍信，济北相，字允诚。
我对鲍信的好感，是从他那天提前走人开始的。
后来在文书棚里，我跟老李提起鲍信。
老李说：「这位允诚先生，是个明白人。」
我说：「您怎么知道？」
老李说：「他跟孟德将军交好。」
我说：「曹将军跟他交好？」
老李说：「嗯。从洛阳那阵子，就交好。」
我说：「为啥？」
老李说：「物以类聚。」
我说：「那曹将军是哪类？」
老李笑了笑，没接。
老李那阵子，凡是不接的话，我都记得。
到酸枣第十二天的傍晚，王必让我把一份刚抄好的兵员花名册送到曹将军的帐子。
那花名册有点儿厚。
我捧着，走到曹将军帐子门口。
帐子里头有声音。
我那时候十九岁，规矩不够熟。我手伸到门帘那儿，正打算掀，听见里头有人说话。
我犹豫了一下。
按理我应该咳嗽一声，或者说一句「文书田畴送花名册」。
但是我没说。
我那个犹豫，让我成了——成了一个我这辈子最不该成为的角色。
旁听者。
我在帐子门外头，把那份花名册抱在怀里，竖起耳朵。
里头说话的有两个人。
一个我熟。曹将军。
一个我也熟。鲍信。
鲍信说：「孟德。」
曹将军说：「允诚兄。」
鲍信说：「孟德，这帮人，都是要保命的。」
曹将军说：「我看出来了。」
鲍信说：「张孟卓——他一个郡守，肩膀小，扛不动。」
曹将军说：「我知道。」
鲍信说：「刘公山——他眼里头只有他那汉室宗亲那张皮。」
曹将军说：「我知道。」
鲍信说：「桥元伟——他那卷三公檄，写得倒是不错。可是写得越好越没用。」
曹将军「嗯」了一声。
鲍信说：「袁伯业、袁公路那一支——」
曹将军接：「袁家不必说。」
鲍信说：「韩文节，他到现在还没来。」
曹将军说：「他不会来。」
鲍信说：「那这帮人，到底来酸枣干啥？」
曹将军说：「保命。」
鲍信说：「那啥时候打？」
曹将军说：「不打。」
鲍信沉默了一阵子。
我手心里出汗。
花名册有点儿沉。我把它换了个手抱。
帐子里头，鲍信又开口了。
鲍信说：「你怎么打算？」
曹将军说：「我自己去打。」
鲍信说：「你那五千人，够吗？」
曹将军说：「不够。」
鲍信说：「那你为啥还去？」
曹将军——
他那一句，我记了一辈子。
他说：「因为别人都不去。」
帐子里头静了一下。
然后是鲍信的一声长长的叹气。
鲍信叹完气，说了三个字儿——
「你就是傻。」
曹将军笑了。
我隔着门帘听不清他笑得有多大声，反正能听出来是笑。
曹将军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那一刻——
我那一刻心里头，咣当一下。
我也说不上来是个啥感觉。
我那时候十九岁，听过《春秋》，背过《孙子》，看过波才被砍头，看过张温在凉州对羌人束手无策，看过洛阳那一夜的火，看过董卓在街上骑马大摇大摆——
我以为「英雄」这俩字儿，是有一个写法的。
我以为「英雄」的写法，是跨马持刀，金鼓震天，敌将一刀一个。
我以为「英雄」的写法，是站在城头大吼一声，城外的兵山呼海啸。
那天傍晚我在曹将军帐子门口听见的——
不是那个写法。
那个写法是——
帐子里头一个人小声地说：「我自己去打。」
帐子外头一个人小声地问：「够吗？」
帐子里头那个人小声地说：「不够。」
帐子外头那个人小声地问：「那为啥还去？」
帐子里头那个人小声地说：「因为别人都不去。」
「英雄」写到这儿，我突然觉得——
好像也有这么个写法。
好像还更像一点儿。
我没掀那个门帘。
我抱着花名册，蹑手蹑脚后退了三步，转身就走。
我把花名册又揣回怀里，回了文书棚。
老李在棚里头喝水。
老李抬眼看我。
老李说：「咋花名册没送？」
我说：「送了一半。」
老李说：「啥意思？」
我说：「门口听见两个人说话，没敢进。」
老李说：「哪两个？」
我说：「孟德将军，和鲍允诚先生。」
老李把碗放下了。
老李说：「他俩说啥了？」
我把那段对话，原原本本，背给了老李。
我背得很慢。
背到「因为别人都不去」那一句，老李的眼皮跳了一下。
背到「你就是傻」那一句，老李笑了一声。
背到「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一句——
老李把手里那只碗，慢慢地放在了案上。
老李没说话。
老李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忘了我在问他。
最后老李说：「小子。」
我说：「啊。」
老李说：「记住这一刻。」
我说：「嗯。」
老李说：「记住你今儿个傍晚在帐子外头听见的那段话。一个字儿都别忘。」
我说：「为啥？」
老李说：「这一刻，曹操做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说：「啥决定？」
老李说：「他决定——要做这世道里那个『傻』的人。」
我说：「『傻』的人？」
老李说：「『傻』的人。」
我说：「这有啥重要的？」
老李低头看着案上那只碗。
老李说：「这世道里头，聪明人多得是，遍地都是。十一家诸侯酸枣聚兵，每一家都聪明得能掐死另外十家。」
老李抬头看我。
老李说：「但是这世道缺一个『傻』的人。」
我说：「为啥缺？」
老李说：「因为聪明人都不肯做那件事儿。」
我说：「哪件事儿？」
老李说：「做那件——做了对自个儿没好处、不做对天下没救的事儿。」
我没说话。
老李端起碗，把剩下的水一口喝了。
老李说：「这种事儿，每个朝代都需要那么一个、两个『傻』的人。」
我说：「然后呢？」
老李说：「然后这朝代，就从那个『傻』的人手底下，开始转。」
我那天晚上，没睡着。
我躺在铺上，棚顶那点儿油灯光，晃啊晃。
我想着「我自己去打」。
我想着「不够」。
我想着「因为别人都不去」。
我想着——
我十四岁在长社外头远远看着皇甫将军的中军那时候，我以为「英雄」的写法是那样的。
我十九岁在酸枣的曹将军帐子门口听见那段话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英雄」的写法可能是这样的。
哪种写法对。
我那时候不知道。
但是我心里有了那么一点儿——
愿意跟着这个「傻」的人，往前走一走。
哪怕走着走着倒下了。
也走一走。
· 七、一千钱 ·
军议过后第二天，王必把我又叫到他帐子里。
王必说：「田畴。」
我说：「在。」
王必说：「往后你做我手底下二号。」
我愣了一下。
我说：「二号？」
王必说：「嗯。第二个文书。」
我说：「那一号呢？」
王必说：「按理说一号是李参——李老。」
我说：「老李？」
王必说：「嗯。但是李老说他这岁数，不爱出名，不担虚名。我让他做一号，他不肯坐。我让他实做，他也不肯。他只肯做一个——他说叫『后台』。」
我说：「后台。」
王必说：「他在棚里，不出面，看你们。看出毛病的，悄悄给我递条子。」
我说：「哦。」
王必说：「所以名义上，李老是『顾问』。一号空着。二号是你。」
我说：「我？」
王必说：「嗯。」
我说：「我才十九。」
王必说：「我知道。」
我说：「我才来一个多月。」
王必说：「我知道。」
我说：「棚里好几位比我老的、比我熟的。」
王必说：「我知道。」
我说：「那……为啥是我？」
王必从案上拿起来一卷竹简。
我认得。是我之前抄的那场军议的简略本。三百字儿。
王必把竹简举起来，朝我抖了抖。
王必说：「就为这个。」
我说：「这个咋了？」
王必说：「这卷里头，没有一句是『极是』。也没有一句是『以此为旨』。也没有桥太守那卷三公檄的全文。」
我说：「李参谋……李参谋指点的。」
王必说：「我知道。但是李参谋那边的本子，跟你这卷不一样。」
我说：「不一样？」
王必说：「李参谋那边，详抄了。三公檄全文也抄了。极是也都抄了。」
我说：「啊。」
王必说：「我看了你的，又看了他的，思忖了一晚上。我觉得，你的那卷，是给曹将军看的；他那卷，是给张邈太守看的。」
我说：「这……」
王必说：「同一场军议，两种本子。给两位主子，各看一种。这种心思，二号文书该有。一号文书更该有。但是一号空着。所以你做二号。」
我说：「王大人——」
王必摆了摆手。
王必说：「往后你的月钱，从八百，涨到一千。」
我说：「一千？」
王必说：「一千钱。」
我那一瞬间，没说话。
我心里头算了一下。
一千钱。
我十五岁刚做小吏的时候，月钱二百。
十六岁加到三百。
十七岁加到五百。
十八岁加到八百。
到现在十九岁，一千。
四年功夫，月钱涨了五倍。
这账面上，看着是好事儿。
可是我心里头不太敢高兴。
我跟老李说了。
老李说：「为啥不敢高兴？」
我说：「我心里头有个感觉。」
老李说：「啥感觉？」
我说：「钱涨得越快，活儿越不好干。」
老李笑了。
老李说：「小子，你长进了。」
我说：「您说我对吗？」
老李说：「对。」
我说：「那这一千钱我是拿还是不拿？」
老李说：「拿。」
我说：「为啥？」
老李说：「拿了好补家用。」
我说：「我家没人了。」
老李顿了一下。
老李说：「哦。那拿了好喝酒。」
我说：「您还喝吗？」
老李说：「老子六十了。这把岁数，还能喝一天是一天。」
我把那一千钱，第一个月发下来的时候，全揣进了怀里。
揣得鼓鼓的。
我蹲在棚门口，掏出来，数了一遍。
数完了，分了三份。
一份留着自个儿用。
一份给老李。
一份——我也不知道留着干啥，就先收着。
老李那一份，他不要。
老李说：「我的钱我自个儿拿。」
我说：「您拿一点儿，给我个心安。」
老李看了我两眼。
老李伸手，从那一份里头，拿了一个钱。
老李说：「就这一个。算我收了。」
老李把那一个钱，揣进了袖子里。
我心里头有点儿闷。
但是没说。
往后那一份钱，我一直留着。
留了好多年。
好多年以后我才花。
那是后话。
· 八、一个人的灯 ·
到酸枣第十六天的下午，王必生了病。
听说是着凉。
着凉的人在那阵子很多——酸枣这地方，春天风大、夜里凉，文书们日日夜夜抄字儿，一阵风灌进棚里，第二天一半人嗓子哑。
王必嗓子哑得说话都说不利索。
我那天傍晚去王大人帐子里探望。
王必躺在床上，脸色白白的。
王必哑着嗓子说：「田畴。」
我说：「在。」
王必说：「曹将军那边，有几卷文书要重新归。」
我说：「啥文书？」
王必说：「兵员、粮草、军械、军令、外交。五大类。原先归得乱，曹将军要重新归。」
我说：「该谁去？」
王必说：「该我。但是我去不了。」
我说：「那让朱铄去。」
王必说：「朱铄不行。」
我说：「让韩崧去。」
王必说：「韩崧也不行。」
我说：「为啥？」
王必说：「曹将军今儿个晚上要在帐子里。我不能让两个不熟的进去。」
我说：「我也不熟。」
王必说：「你比他俩熟。」
我说：「我比他俩还嫩。」
王必说：「嫩没关系，关键是稳。」
王必从床头摸出一个木牌子，递给我。
王必说：「拿着这个，进帐子。曹将军要是问起来，你说我让你去的。」
我接了那个木牌子。
那木牌子上头刻着一个「曹」字。
我那天晚上，揣着这块木牌子，往曹将军帐子去。
到了帐子门口，我犹豫了一下。
我之前在这门口听过一段我不该听的对话。
我心里头有点儿虚。
我朝门帘里咳嗽了一声。
里头有人应：「进。」
是王必旁边的一个亲兵。
我掀帘，进了帐子。
帐子里头点着一盏灯。
灯光昏黄。
帐子里头没人——准确说，没曹将军。
亲兵指着角落那一摞乱七八糟的竹简和帛书。
亲兵说：「那一堆。」
我说：「全在这儿？」
亲兵说：「全在。」
我说：「曹将军在哪儿？」
亲兵说：「在外头。」
我说：「啥时候回？」
亲兵说：「不一定。」
亲兵说完，抱拳，出了帐子。
帐子里就剩我一个人。
跟一盏灯。
跟那一摞乱七八糟的文书。
我把袖子卷起来。
开始归。
我那天晚上是这么干的——
第一步，先把那一摞拿出来，摊开，按竹简、帛书、木牍三类分。
第二步，再按内容分。兵员一堆，粮草一堆，军械一堆，军令一堆，外交一堆。
第三步，每一堆里头，再按时间分。从前往后排。
第四步，每一卷上头，我贴一个小条子，写明是哪一类、哪一时段。
我从掌灯开始干。
干到夜深了。
帐子里那盏灯，烧得越来越短。
我中间点了两次烛芯。
我以为我那天晚上会一个人忙到天亮。
帐子门帘掀了。
掀得很轻。
一个人走了进来。
我抬头。
是曹将军。
曹将军一个人。穿着便服。脸上带着风。
我连忙站起来，要行礼。
曹将军摆了摆手。
曹将军说：「干你的。」
我说：「是。」
曹将军走到案后头，坐下。
他坐下了之后，没说话。
他看着我归文书。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我抄字儿能稳，归文书能稳，可是有人盯着我归——还是曹将军——我心里头开始打鼓。
我忍着，不抬头。
我闷头干。
干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
曹将军开口了。
他声音不大。
曹将军说：「你叫田畴？」
我说：「是。」
曹将军说：「颍川人？」
我说：「阳翟人。」
曹将军说：「皇甫将军那儿待过几年？」
我说：「半年。」
曹将军说：「凉州那儿？」
我说：「两年。」
曹将军说：「就这样在文书堆里混了六年？」
我说：「六年。」
曹将军没说话。
帐子里头那盏灯，「噼啪」响了一下。
我手底下还在归文书——但是手指头开始抖。
我那时候十九岁。曹将军连续问了我五句话。每一句都是问到点儿上的。
第六句话——
第六句话他停了一会儿才问。
曹将军说：「你想往上爬不？」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应该回答的。
我那时候应该说——「想，多谢曹将军看重，下官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
我应该这么说。
我没这么说。
我那时候心里头就一句话——
那一句话不知怎么的，从我嘴里直接蹦出来了。
我说：「想活着。」
我说完这三个字儿，我自个儿都吓了一跳。
帐子里头静了一下。
我不敢抬头。
我心里头开始想——完了，我这是在曹将军面前回了句啥？老李在棚里要是知道我这么回，能用尺子敲我脑门子。
帐子里头，曹将军——
笑了。
他笑了。
不是大笑。是那种从胸口里头滚出来的、带着点儿气音儿的、低低的笑。
他笑得不长。
但是我听见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曹将军笑。
笑完了，曹将军说：
「好。」
我抬头。
曹将军说：「先活着，再说别的。」
我说：「是。」
曹将军说：「你下去吧。」
我说：「文书还没归完。」
曹将军说：「明天接着归。」
我说：「是。」
我把案上没整完的文书，拢了一下，放回原位。
我退出帐子。
我退到门帘那儿，又回头看了一眼。
曹将军坐在案后头。
那一盏灯。
他的影子，长长地，斜在帐子壁上。
那个影子，肩膀不算宽，背也不算厚。
但是不知怎么，我看着觉得——
那个影子里头，装着点儿别的什么。
我退出了帐子。
我那天晚上回了文书棚。
老李没睡。
老李说：「咋样？」
我说：「我说错话了。」
老李说：「啥话？」
我说：「曹将军问我想不想往上爬，我说我想活着。」
老李愣了一下。
愣完了，老李笑了。
老李这一笑，比我那天晚上听见的曹将军那一笑，大多了。
老李说：「小子，你这一句，比一千卷文书都顶用。」
我说：「啥意思？」
老李说：「曹孟德这种人，看人，先看真假。」
我说：「真假？」
老李说：「你说『想活着』，是真话。曹孟德听见真话，就高看你一眼。」
我说：「他要是听见我说『愿为将军效犬马之劳』呢？」
老李说：「假话。他听见假话，听过就忘了。」
我说：「那要是我装真话呢？」
老李说：「曹孟德分得出。这种人分得出。」
我说：「那您说，他往后会记得我吗？」
老李说：「会。」
我说：「记得我啥？」
老李说：「记得有这么一个十九岁的小文书，第一次见他，回了一句『想活着』。」
我说：「这一句记得有啥用？」
老李说：「现在没用。十年八年以后有用。」
我那天晚上，又没睡着。
我躺在铺上，把那三个字儿，在心里头重复了好几遍。
「想活着。」
「想活着。」
「想活着。」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 九、孟德将军决定去打 ·
到酸枣第二十一天的早上，全营响起了鼓。
不是开宴的鼓。
不是开议的鼓。
是聚兵的鼓。
那是我们曹将军这边的鼓——别家没响。
我从文书棚跑出来。
朱铄、韩崧也跑出来。
老李慢悠悠走出来。
我们站在棚门口，看曹将军中军帐前头的那个空地。
空地上站着一群人——
曹将军本人，穿着甲。
夏侯惇，曹将军的发小、手底下第一员——他那个时候眼睛还在。
夏侯渊。
曹仁。
曹洪。
卫兹——那个出钱出人帮曹将军立军的陈留富户，后来被曹将军请来做副将的。
还有几个我不太认得脸的将官。
曹将军站在中间。
曹将军说话不大声。
但是那天早上他说的那句话，传到了棚门口。
曹将军说：「我去打。」
他没说「我们」。
他说的是——「我」。
下头一片寂静。
第一个开口的是夏侯惇。
夏侯惇说：「孟德。」
曹将军说：「嗯。」
夏侯惇说：「你那五千人。」
曹将军说：「嗯。」
夏侯惇说：「卫兹兄那两千。」
曹将军说：「嗯。」
夏侯惇说：「张孟卓那边，能不能再调几个？」
曹将军说：「张孟卓那边给一千。但是这一千，归卫兹指挥。」
夏侯惇算了算。
夏侯惇说：「合着八千不到。」
曹将军说：「八千不到。」
夏侯惇说：「打谁？」
曹将军说：「打董卓。」
下头又一片寂静。
第二个开口的是卫兹。
卫兹说：「孟德。董卓那边，徐荣领一军，出洛阳，往荥阳来了。」
曹将军说：「我知道。」
卫兹说：「徐荣是西凉名将。手底下精兵。」
曹将军说：「我知道。」
卫兹说：「这一仗——」
曹将军说：「我知道。」
卫兹没说下一句。
第三个开口的是曹仁。
曹仁说：「兄长。」
曹将军说：「子孝。」
曹仁说：「其他诸君不去吗？」
曹将军说：「不去。」
曹仁说：「那我们为啥还去？」
曹将军——
曹将军那一句，跟那天傍晚帐子里头跟鲍信说的，一样。
曹将军说：「因为别人都不去。」
下头——
下头就没人开口了。
夏侯惇看着曹将军。
夏侯渊看着曹将军。
曹仁、曹洪看着曹将军。
卫兹看着曹将军。
曹将军看着前头。
不知道在看哪儿。
后来卫兹叹了一口气。
卫兹说：「孟德。」
曹将军说：「嗯。」
卫兹说：「老子陪你去。」
曹将军「嗯」了一声。
夏侯惇说：「我也去。」
曹将军「嗯」了一声。
夏侯渊：「我去。」
曹仁、曹洪：「去。」
那群将官，一个一个，「去」「去」「去」。
我蹲在文书棚门口听着。
我心里头突然觉得——
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
刚才那个空地上，看着只是一个人作的决定。
听到现在——
那是一群人作的决定。
只不过那一群人里头，有一个先开了口。
老李在我边上轻轻说：「小子。」
我说：「啊。」
老李说：「这就叫『带兵』。」
我说：「咋叫『带兵』？」
老李说：「他先说他自己去打。然后那一群兄弟，跟着说去。」
我说：「这有啥讲究？」
老李说：「讲究就在这儿——他先把自个儿摆出去。他要是先说『咱们去打』，下头这帮人，一半儿心里不乐意，一半儿心里犹豫。」
我说：「然后呢？」
老李说：「他先说『我去打』，下头这帮人，一个一个，自个儿主动跟上。这一跟，就跟得心里头干净。」
我那时候——
那时候才十九岁。
我又长了一道见识。
我把这道见识，记在了心里头。
记得很深。
往后好多年，我一直在偷偷地学这一招。
学了好多年，没学成。
· 十、老李留下 ·
聚兵那天的傍晚，我回了文书棚。
老李蹲在棚门口。
棚里头其他几个文书，正在收拾东西——朱铄、韩崧、几个老兄弟。曹将军这边要西进，文书棚得有人跟去，也得有人留下。
王必那天上午发了个名单。
我念给老李听。
我说：「跟去的：田畴、韩崧、朱铄，还有别的两位。」
老李说：「嗯。」
我说：「留下的：李……李老您，还有别的几位。」
老李「嗯」了一声。
我说：「老李。」
老李说：「啊。」
我说：「咱们去么？」
老李说：「你去。」
我说：「您不去？」
老李说：「我守家。」
我说：「守啥家？酸枣这家是张邈太守的家，咱们寄居着。」
老李说：「寄居也是家。后方的文书也得有人写。曹将军这边出去打，粮草、军械、军令，都得从后方往前线递。前线没人接、也没人记，是不行的；后方没人发、也没人盯，更不行。」
我说：「那为啥您留？」
老李说：「我老了。我跑不动。前线要跑路的时候，我跑不动。」
我说：「您跑不动？」
老李说：「跑不动。」
我说：「您六十出头，又不是七十。」
老李说：「我六十出头，腿脚不行了。这阵子上下马都得人扶。」
我说：「那……」
老李说：「那就让你年轻人跑。」
我说：「您留下，能干啥？」
老李说：「写字儿，磨墨，看人。」
我说：「就这？」
老李说：「就这。」
我说：「老李。」
老李说：「啊。」
我说：「我……」
老李说：「你想说啥？」
我说：「我去前线，万一回不来呢？」
老李没立刻接。
老李蹲在那儿，看着棚门口那一片暮色。
棚外头，远处张邈太守那边的酒宴，又开始了。
笛声、笙声。
老李蹲了好一阵子。
老李说：「那你就回不来了。」
我说：「就这样？」
老李说：「就这样。」
我说：「您这话太干。」
老李说：「我说话向来干。」
我没接话。
我蹲到老李边上。
我俩并排蹲着，看那片暮色。
蹲了好一阵子。
老李伸手，把我肩膀拍了一下。
老李那一下拍得很轻。
老李说：「小子。」
我说：「啊。」
老李说：「你记住——打不过就跑。」
我说：「嗯。」
老李说：「跑路这事儿你已经会了。」
我笑了一下。
我说：「您从十四岁就教我跑路。」
老李说：「从十四岁就教。教到现在五年了。」
我说：「再练练。」
老李说：「不用练了。你这跑路的本事儿，已经足够混到老。」
我说：「您这是夸我？」
老李说：「这是嘱咐你。」
我说：「老李。」
老李说：「啊。」
我说：「我去了，您一个人——」
老李说：「我一个人挺好。」
我说：「您一个人，没人陪您喝酒。」
老李说：「我一辈子大半时候都没人陪我喝酒。」
我说：「您……」
老李从腰里头摸出一个小东西。
是一个铜的小扣。
我看了一眼——那是个旧铜扣。看着像是从老李某件旧衣裳上头拆下来的。铜的颜色已经发暗，边儿上还有一点儿绿锈。但是磨得还算光。
老李把那铜扣递给我。
老李说：「拿着。」
我说：「干啥的？」
老李说：「老李给你的。算个念想。」
我接过来。
我手心里那块铜扣，凉凉的。
我说：「您这……」
老李说：「不值钱。也不是辟邪的。也不灵。」
我说：「那您给我干啥？」
老李说：「给你揣怀里。揣着，你就知道——后方还有个老李，给你磨着墨。」
我那时候眼眶有点儿热。
我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把那块铜扣，揣进了怀里——揣进里贴胸的那一袋。
那袋里头，已经有一卷东西了。
我十六岁那年家里出事儿之前，从家里带出来的——《孙子兵法》的残卷。
我现在这袋里头，有了两样东西。
一卷《孙子兵法》。
一块铜扣。
我说：「老李。」
老李说：「啊。」
我说：「我活着回来。」
老李说：「嗯。」
我说：「我活着回来，还您铜扣。」
老李笑了。
老李说：「不用还。」
我说：「为啥？」
老李说：「这扣给你了，就是你的。你要是哪天活着回来——」
老李顿了一下。
老李说：「你给我打一壶酒就行了。」
我说：「打多少？」
老李说：「打一壶。」
我说：「就一壶？」
老李说：「就一壶。」
我说：「太少。」
老李说：「太多我喝不动。」
我笑了一下。
我那一笑，像是哭。
老李没看我。
老李看着棚外头那片暮色。
老李说：「小子，去吧。」
我说：「嗯。」
那天晚上，是老李陪我在棚里头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俩没多说话。
各自卷各自的铺盖。
各自磨各自的墨。
各自抄各自最后一卷在酸枣的文书。
灯灭得早。
灯灭了之后，棚里头很黑。
棚外头，张邈太守那边的酒宴还在响。
我在黑里头，把那块铜扣，从怀里掏出来，握在手心。
握了好一阵子。
铜扣慢慢被我手心捂热了。
我一直握到睡着。
· 十一、往荥阳去 ·
第二天清晨，我们出发。
我们这一路兵马，是这么个组成——
中军，曹将军本部五千。
副军，卫兹将军本部两千。
加张邈太守拨给的一千，归卫兹指挥。
加上各种辎重、文书、医工、马夫——杂七杂八，加起来不到八千。
往西，目标，荥阳。
更远的目标，洛阳。
最远的目标——
最远的目标没人说。
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
最远的目标，是长安。
我那天清晨，从文书棚里出来，背着一个包袱。
包袱里头：
两件换洗的衣裳。
一支毛笔。
一块墨。
一方小砚。
一卷空白的竹简，预备着记录用。
胸口那个内袋里头：
《孙子兵法》一卷。
铜扣一枚。
老李没出来送。
他说他不送。
他说他这把岁数，送年轻人出门，送多了不吉利。
我从棚里走出来的时候，老李蹲在棚里头自个儿那一铺上。
我说：「老李，我走了。」
老李说：「嗯。」
我说：「您保重。」
老李说：「嗯。」
我说：「您喝酒别喝多了。」
老李说：「嗯。」
我说：「您要是有啥事儿，托人捎信儿到军中。」
老李说：「嗯。」
我说：「老李。」
老李说：「啊。」
我说：「我走了。」
老李这回没说「嗯」。
老李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到现在。
老李说：「小子，活着回来。」
我说：「嗯。」
我转身，掀帘，出了棚。
棚外头是清晨的雾。
雾里头有曹将军中军的旗，远远地立着。
旗下头，士兵列队。
队前头，曹将军骑着马。
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卫兹，一个一个，骑着马在曹将军身边。
我走到我那个位置——卫兹将军这一军的辎重队后头。我骑不了马。我坐在一辆辎重车上头。车上拉的是粮草和文书。
车队启动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酸枣这片大营。
十一家旗子。
十一家大帐。
我数了一遍。
每一面旗，都还在原地。
只有「曹」字这面旗——
「曹」字这面旗，正在动。
旗动了。
整支队伍，跟着旗，往西。
我也跟着，往西。
辎重车颠得厉害。
我从包袱里头摸出来一卷小空白竹简、一支笔——这卷小竹简是我自个儿留的，私的，不是公文。
我蘸了点儿墨，就着辎重车的颠，慢慢写。
我写的字儿很难看。
我写：
「中平六年（按公元算应是初平元年，190年）四月，曹将军独自西进。联军其他诸君留酸枣饮酒。我同行。我十九岁。」
我写完，把这卷小竹简卷起来，揣回包袱里头。
那一刻，我抬头。
我抬头看见我们这支队伍，旗一面接着一面，在风里头猎猎响。
风从西边来。
风往东边走。
我们这支队伍，逆着风，往西边走。
走得不快。
但是——
但是没有一面旗回头。
我那时候十九岁。
我看见旗的时候，心里头突然就有了那么一句话。
我心里头那句话是：
「就咱们这一家——」
「往西去了。」
往西去了。
往荥阳去了。
往长安去了。
往那个我十六岁那年家破人亡之后，一直没再敢直视的——那个「天下」——去了。
· 十二、荥阳前的那一夜 ·
我们这一路，走得不快。
辎重多。
我那时候才知道，带兵打仗这事儿，最累的不是兵，是辎重队。粮、草、料、械、文书、医工、马匹饲料、军帐绳钉——一样不能缺，一样都不能少。哪一样缺一点儿，前头就要出乱子。
我在辎重车上头，每天写花名、写出库、写补给、写损耗。
写得手抽筋。
写完了，看一眼前头。
前头的中军旗，飘着。
「曹」字旗。
我那一阵子，看那个「曹」字看得太多。看到睡觉闭上眼，眼前都还是那个「曹」字。
走到第六天。
第六天傍晚，我们到了荥阳外。
荥阳外头一片小林子。
林子边上一条小河。
河水不深，能蹚过去。
曹将军下令——今晚扎营，林子边上，河北岸。
明天进荥阳。
我们的辎重队靠最后头扎。
辎重队扎完了已经天黑。
我从车上跳下来。
腿都麻了。
我活动了一下。
营里头灯一盏一盏点起来。
帐子一顶一顶搭起来。
我那个文书帐扎在辎重车之间。
我钻进去，先把笔墨砚摆好。
外头有人喊我吃饭。
我没立刻出去。
我坐在帐子里头，一个人。
我从胸口的内袋里头，摸出来那块铜扣。
铜扣还是凉的。
但是被我捂得有点儿温度。
我把铜扣摊在掌心。
灯光照着铜扣，铜扣边上那一点儿绿锈，看得很清楚。
我又摸出来另一只手——另一只手摸着的，是那卷《孙子兵法》。
竹简的硬。
铜扣的硬。
两样都硬。
我两手分别摁着这两样。
摁着，我闭上了眼。
我闭上眼，想——
我十四岁的时候，在长社外头。我那个时候，就是个郡里跟着小吏跑腿的小孩儿。我远远地看着皇甫将军的中军，火光把天烧红了一片。我那个时候站在很远的地方。
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在凉州。我已经是个能写花名册的小吏了。我跟着张温，看见羌人。我远远地，没真打过。
我十八岁的时候，在洛阳。八月戊辰夜。我也只是远远地看着大乱。
我现在十九岁了。
我已经不在远远的地方了。
我在前线。
我在曹将军的辎重队里。
我屁股底下坐着的那卷文书，是要打董卓的辎重花名。
我胸口贴着的那块铜扣，是后方一个老头儿给我的念想。
我胸口贴着的那卷《孙子兵法》，是我家破之前我从家里偷出来的——我现在一个家人都没了。
我十九岁。
我没长成大人。
我心里头琢磨——
我没长成。
我只是变老了。
「长成」和「变老」不是一个事儿。
「长成」是心里头那点儿东西定下来了。「变老」就只是岁数加。
我心里头那点儿东西，到现在，还没定下来。
但是——
我想起来曹将军那一夜在帐子里头说的那句——
「先活着，再说别的。」
我又想起来老李在棚里头说的——
「打不过就跑。」
我又想起来鲍信那一声叹气——
「你就是傻。」
我又想起来曹将军那一声笑——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心里头那一点儿东西，好像，定下来了一点儿。
只定下来一点儿。
定下来的那一点儿就是——
哪怕我没长成，哪怕我只是变老了，哪怕我心里头还乱着——
我跟着这位「傻」的将军，往前走一走。
走着走着倒下了，也走一走。
我把那块铜扣，揣回内袋。
我把那卷《孙子兵法》，揣回内袋。
我走出帐子。
外头，林子边上的营地，灯一盏一盏。
辎重车的轮子上，搭着的麻布，被夜风吹得轻轻晃。
远处中军那一片，曹将军的旗，在夜里头，立着。
我那一刻——
我十九岁的我那一刻——
我没想到。
我那一夜没想到。
前头在等着我们的，是一场大败。
一场让曹将军差一点儿死在那儿——
一场让卫兹将军真死在那儿——
一场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大败。
那是徐荣。
徐荣的兵。
徐荣是西凉来的名将。手底下精兵。
我们这八千人，再过一些日子，会被徐荣那一军，在汴水边上——
下回再讲。
我十九岁那年的春天，我跟着曹将军，往荥阳去。
那一夜我把铜扣揣在怀里。
我闭上眼睛，听着帐子外头的风。
风是从西边来的。
风从西边吹过我们的辎重车，吹过我们的中军旗，吹过曹将军的帐子，吹过——
吹过荥阳，吹过虎牢，吹过函谷，吹过潼关。
吹到长安。
吹到那个把皇上劫去的、姓董的那个老头儿身上。
风吹过去，又被吹了回来。
我在帐子里头听着。
我十九岁。
我闭着眼。
我手里揣着铜扣。
我没睡着。
下回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