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松花江畔的冬天

一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凌晨三点。

陈守正被一声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惊醒。他睁开眼，看见车窗外一片漆黑，分不清是夜晚还是黎明。火车已经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跑了两天一夜，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旱烟味和方便面调料的味道。硬座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人，有的裹着军大衣，有的枕着帆布包，有的干脆把脑袋靠在陌生人的肩膀上，睡得人事不省。

这是从济南开往哈尔滨的103次列车，全程一千五百多公里，运行时间三十八个小时。但在陈守正的感知里，这趟火车已经开了一辈子。

他坐的是硬座，票价十二块八。车厢里严重超员，核定座位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塞了至少两百人。过道上、厕所门口、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到处都蹲着人。列车员已经放弃了检票和维持秩序的努力，只是每隔几个小时推着小车经过，用沙哑的声音喊一句："开水——开水——要不要开水——"

陈守正身边的座位上是他的同事赵德胜。赵德胜是河北唐山人，比他大四岁，在玉门油矿的时候就是同一个钻井队的。这个人长得五大三粗，一米八五的个头，一百八十斤的身板，一张国字脸上永远挂着一副乐呵呵的表情，好像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发愁。

赵德胜是那种天生的社交动物。火车刚开出济南的时候，他就跟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四川小伙子聊上了，从川菜聊到川剧，从川剧聊到四川妹子，把那个小伙子逗得前仰后合。到了晚上，他又跟旁边一个从新疆来的退伍军人攀上了老乡——其实人家是陕西的，但赵德胜说"咱们都是西北出来的，那就是老乡"，人家也就认了。

此刻，赵德胜醒了。他揉了揉眼睛，从怀里摸出一个冻得硬邦邦的馒头，用牙咬了一口，嚼了两下，表情像是嚼了一块砖头。

"老陈，"他捅了捅陈守正，"你说咱们到了那边，能吃什么？"

"听说有白菜炖粉条。"陈守正说。

"白菜炖粉条？"赵德胜乐了，"我在玉门吃了五年白菜炖粉条，吃得我脸都白了。到了东北还吃这个？"

"那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猪肉炖粉条。"赵德胜一本正经地说，"最好再来二两白干。"

陈守正没说话，从自己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他妈给他烙的煎饼，已经凉了，硬得像瓦片。他掰了一半递给赵德胜，自己啃另一半。两个人在黑暗中默默地嚼着煎饼，听着火车轮子碾过铁轨的咣当声，各自想着心事。

车厢里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在说梦话，有人在低声哭泣——那是一个年轻姑娘，大概是第一次出远门，想家了。

陈守正把头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得他一个激灵。他透过车窗往外看，什么都看不见——不对，能看见一点点。远处的地平线上，有一条微弱的灰白色光带，那是黎明前最初的曙光。

天快亮了。

火车正在穿越松嫩平原的腹地。陈守正虽然看不见，但他能感觉到窗外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丘陵变成了平地，村庄变得越来越稀疏，树木从杨树、柳树变成了白桦和落叶松。空气的温度也在变化——即使隔着车窗，他也能感觉到那种越来越锋利的寒冷，像是有一把看不见的刀，在车皮外面慢慢地割着。

他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那个地方，此刻的气温是零下三十七度。

二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火车到达安达站。

安达是黑龙江省绥化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松嫩平原的中心地带。这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城，即将因为石油而名垂青史。但在陈守正到达的那一天，它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县城，火车站是一座灰色的平房，站前的广场上堆着积雪和牛粪。

陈守正和赵德胜提着行李走出车站的时候，首先迎接他们的不是人，而是风。

松嫩平原上的风，和陈守正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种风都不一样。它不是吹过来的，而是撞过来的——像一堵无形的墙，以每小时六七十公里的速度，裹挟着雪粒和冰碴，劈头盖脸地砸在人身上。陈守正一个趔趄，差点被风吹回车站里去。赵德胜在旁边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扯着嗓子喊："这风比他娘的西北风还邪乎！"

风里面的雪粒像针一样扎在脸上。陈守正眯着眼睛，勉强看清了站前广场上的景象：几十辆军用卡车停在雪地里，车身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霜。穿着棉大衣的军人在车流中穿梭，大声吆喝着，指挥着刚从火车上下来的年轻人上车。广场边上搭了几个军用帐篷，帐篷口冒着白烟，隐约可以闻到一股烧煤的味道。

"玉门的！玉门的在这儿集合！"

一个戴着狗皮帽子的中年男人站在卡车踏板上，手里举着一面红旗，旗子上写着"松辽石油会战指挥部"几个字。陈守正和赵德胜挤过人群，跑过去报了到。中年男人看了看他们的调令，朝身后一指："上车！快上车！别在外面站着，会冻死的！"

他们爬上了一辆解放牌卡车的后斗。车厢里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来自各个老油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卡车发动的时候，整个车身剧烈地抖动，像是随时会散架。车厢里没有座位，大家就蹲在铁板上，背靠背地挤在一起取暖。

卡车驶出了安达县城，一路向北。

陈守正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段路程。

公路——如果那还能叫公路的话——只是一条被推土机勉强推出来的土路，宽不过四五米，两侧是齐腰深的积雪。路面上全是冰，卡车在上面走得战战兢兢，不停地打滑。有几次，车轮陷进雪坑里，所有人都得下车，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寒风中推车。陈守正记得自己的手刚碰到卡车铁板，就粘住了——那是极寒天气下皮肤和金属冻在一起的典型现象。他使劲一拽，手心上撕下了一层皮，鲜血立刻涌了出来，但几乎在同一瞬间就凝固了。

赵德胜在他旁边骂了一句娘，然后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递给陈守正。

"戴上！你那手不要了？"

"你呢？"

"我皮糙肉厚，不碍事！"赵德胜咧着嘴笑，露出一口白牙，但陈守正看见他的耳朵尖已经发白了——那是冻伤的前兆。

卡车在荒原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天色渐暗的时候，前方出现了一片灯火。不是城市的那种密集的灯火，而是散落在广阔原野上的一簇簇微弱的灯光，像是有人在无边的黑色幕布上撒了一把碎金。

"到了！"有人喊。

这就是大庆油田。

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是即将成为大庆油田的那片荒原。

三

陈守正跳下卡车的时候，双脚踩在一片坚硬如铁的冰面上，差点摔倒。他站稳了，环顾四周，心里涌起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荒凉。

极度的、彻底的、令人绝望的荒凉。

目力所及，全是白茫茫的雪原。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路，甚至连一根电线杆都看不见。天地间只有两种颜色：上面是灰白色的天空，下面是白灰色的雪原。在这两种颜色之间，零星散落着一些黑色的东西——那是帐篷、地窝子、简易房，以及从雪地里伸出来的井架。

井架。

陈守正看见了那些井架。它们像瘦骨嶙峋的巨人，矗立在荒原上，钢架结构在寒风中微微颤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有的井架上挂着冰凌，在暮色中闪着冷光。有的井架顶上亮着一盏红色的灯，在风中摇摇欲坠，像一颗快要熄灭的星星。

"我的娘啊……"赵德胜在他身后喃喃地说，"这是到哪儿了？这是人间还是地狱？"

没有人回答他。因为答案就在他们眼前。

会战指挥部设在一片叫做"萨尔图"的地方——这是蒙古语，意思是"有月亮的地方"。但在三月的松嫩平原上，月亮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只有无穷无尽的雪和风。指挥部是一排半地下的"干打垒"房子——用草和泥筑成的墙壁，上面盖着油毡纸和积雪。屋子里面生着一个铁炉子，炉子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白菜和土豆。

陈守正和赵德胜被带到了住宿的地方——一个地窝子。

所谓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一个两米多深的坑，上面用木头和草搭个顶，再覆上一层土和雪。从外面看，就像是地面上鼓起的一个小土包。从里面看，空间大约十来个平方，高不过两米，人进去得弯着腰。地上铺着干草，草上铺着褥子，这就是床了。角落里放着一个铁皮桶，里面烧着煤块，这是唯一的取暖设施。

一个地窝子里住八个人。陈守正和赵德胜分到了靠门口的两个位置——也是最冷的两个位置，因为每次有人进出，冷风都会灌进来。

"行了，安顿下来吧。"带路的一个老工人说，"明天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到井场报到。"

"等一下，"陈守正问，"方远志方师傅到了没有？"

"方远志？哦，那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他在指挥部那边，搞地质的。你们认识？"

"他是我师傅。"

"那就好。他今天下午刚到，正跟领导开会呢。你明天去地质组找他。"

老工人走了。陈守正和赵德胜在地窝子里铺好了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好铺的，就是一条军被和一个枕头。赵德胜往干草上一躺，被子一裹，说了一句"管他娘的，先睡再说"，不到三分钟就打起了呼噜。

陈守正没有马上睡。他坐在地窝子口，看着外面的荒原。

天已经完全黑了。荒原上的黑，是那种浓稠的、密不透风的黑，像是被泼了一层墨水。没有路灯，没有霓虹灯，没有任何现代文明的痕迹。只有远处井架上的几盏红色警示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像是某种巨大的动物的眼睛。

风在头顶上呼啸着，发出尖锐的嘶鸣声，像是有人在用一把巨大的弓，拉着一根看不见的弦。

冷。

陈守正觉得自己的脚趾头已经没有了知觉。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了母亲临行前塞给他的一个布包，里面是二十块钱和一双新纳的布鞋。他把布包紧紧地攥在手里，感觉到了一点点温度。

然后，他做了一件他从来不曾在别人面前做过的事情。

他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无声的流泪。泪水从眼角滑下来，立刻就在脸颊上结成了冰。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因为冷？因为想家？因为恐惧？还是因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

也许都有。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从温暖的家乡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荒原上，面对着一种完全超出他想象力的艰苦环境，心里不可能没有恐惧。但同时，他又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来对了地方。这里，这片黑色的荒原下面，埋藏着某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他，即将参与到把这种东西挖出来的事业中去。

这种矛盾的情感——恐惧与兴奋交织，绝望与希望并存——成了陈守正此后六十多年人生中最深刻的底色。

四

第二天早上，陈守正在一片嘈杂声中醒来。他从地窝子里爬出来，看见荒原上已经亮堂了。太阳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来，发出一种苍白而刺眼的光芒。阳光照在雪原上，反射出万道金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而在这片金色的光芒中，他看见了人。

很多人。

到处都是人。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有军装的穿军装，有工装的穿工装，有棉袄的穿棉袄，有的甚至连棉袄都没有，就裹着一条毯子在寒风中哆嗦。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像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召唤到了这片荒原上。

后来陈守正才知道，从一九六〇年三月到五月，总共有四万多人从全国各地赶到了这片荒原。他们来自玉门、新疆、青海、四川、陕西、甘肃等三十多个石油企事业单位，其中有钻井队、采油队、油建队、运输队，也有地质调查队、地球物理勘探队。此外，还有解放军三万名退伍官兵，以及数千名地方民工。

七万人。在方圆数百公里的荒原上，摆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的阵势。

陈守正在指挥部的地质组找到了方远志。他的师傅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棉大衣，戴着一副被冻得起了雾的眼镜，正蹲在一堆岩芯旁边，用放大镜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身边还围着几个人，有的在记录，有的在讨论，气氛热烈。

"师傅！"陈守正喊了一声。

方远志抬起头，眼镜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

"守正！你到了！好，好！"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来来来，你过来看看这个。"

他把陈守正拉到岩芯前面，指着一截深灰色的石头说："你看，这是松基三井取出来的岩芯。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层理，这个含油性——"他把岩芯凑到陈守正鼻子底下，"闻闻。"

陈守正凑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石油的味道。

浓烈的、辛辣的、带着一种远古气息的味道。那是从地底深处释放出来的味道，是一亿年的时间发酵出来的味道。

"闻到没有？"方远志的声音里压抑着一种巨大的兴奋，"这就是油！这就是陆相地层的油！你知道吗，全世界的石油地质学家，以前都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能生成大油田。所谓海相地层，就是古代海洋沉积物形成的地层。而陆相地层——就是湖泊、河流、沼泽这些陆地环境沉积形成的地层——被认为不可能生成大量石油。"

他推了推眼镜，声音提高了一个调门。

"但是松辽盆地，是一个典型的陆相沉积盆地。这里在白垩纪的时候，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湖泊。湖里有大量的藻类和浮游生物，死亡后沉积在湖底，经过一亿多年的地质演化，生成了丰富的石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陆相生油论'是对的！意味着中国的地质条件，完全有可能蕴藏着世界级的石油储量！"

陈守正听着师傅的话，虽然很多术语他还不太懂，但他明白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脚下的这片荒原，不是随便选的。有人——像方远志这样的地质学家——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地层构造，提出了"陆相生油"的理论，然后根据这个理论，预测了松辽盆地可能有油，最后打了一口井，果然出了油。

这不是运气。这是科学。

"师傅，"陈守正说，"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方远志把岩芯放回木箱里，站起身来，目光投向远方。荒原上，几十个钻井队正在各自的井位上紧张地施工。井架林立，钻机轰鸣，那种低沉的隆隆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像是大地本身在发出某种古老的吟唱。

"接下来，"方远志说，"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这个油田到底有多大。"

五

会战初期的生活，艰苦到了人类承受的极限。

住的问题前面说了——地窝子。八个人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地下空间里，冬天最低温度零下四十度，地窝子里的温度只能维持在零下十几度。每天早晨醒来，被子上、眉毛上、鼻孔里全是冰霜。陈守正有一次起夜，回来的时候发现地窝子的门被冻住了，怎么推都推不开，最后是赵德胜在里面用脚踹开的。

吃的问题更加严峻。一九六〇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供应极度紧张。会战几万人集中在荒原上，后勤补给跟不上。最初的几个月，每人每天的口粮定量是半斤粮——也就是五两面粉或玉米面。五两面粉做成馒头，不过两个拳头大小，对于一个在零下三十多度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壮汉来说，连塞牙缝都不够。

陈守正记得，那段时间，他每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剩下的半个省下来，留着半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啃。馒头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得用牙一点一点地磨，磨成碎渣含在嘴里，让唾液慢慢把它泡软了才能咽下去。

菜就更不用说了。白菜、土豆、萝卜——东北人叫"老三样"——翻来覆去就是这三样东西，水煮，加盐，没有任何油水。偶尔能吃上一顿猪肉炖粉条，那就是过年了。赵德胜每次吃到肉的时候都会感叹："这猪要是知道它这辈子最大的贡献是喂了一帮石油工人，它死了也值了。"

最要命的是水。荒原上没有自来水，饮用水要到几公里外的水泡子里去取。冬天水泡子结了冰，得先用镐头把冰砸开，然后用桶把水舀出来，装在马车上拉回来。水里面经常有草根、泥巴，有时候还有死鱼。但没办法，渴了就得喝。方远志有一次拉肚子拉了三天，瘦得脱了相，但他硬是没休息一天，照样蹲在岩芯旁边看石头。

行也不行。荒原上没有路，全靠两条腿。井场和井场之间，近的三五公里，远的十几二十公里。冬天积雪齐腰深，走一步退半步，从驻地走到井场，常常需要两三个小时。夏天好一点，但夏天有夏天麻烦——荒原上的蚊子大得像麻雀，成群结队地扑上来，隔着衣服都能叮出血来。陈守正的第一个夏天，两条腿上被咬了上百个包，抓破了以后感染化脓，整整一个月没法穿长裤。

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动摇这些人。

不是因为他们不怕苦。是因为他们心里有一团火。

那团火，是对石油的渴望，是对国家的责任，是一种"我就不信这个邪"的犟劲。

陈守正后来对孙子说："那时候苦不苦？苦。但大家都一样苦，就不觉得苦了。你想想，几万人在荒原上，没有人搞特殊，干部和工人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地窝子、干一样的活。余秋里部长来了也住干打垒，也啃冻馒头。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他还说了一句后来被写进大庆油田纪念馆的话：

"地下的油比地下的骨头还硬，人就得比它更硬。"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一九六〇年四月的一个夜晚。那天晚上，陈守正所在的钻井队在荒原上搬迁设备。六十多吨重的钻机部件，没有吊车，没有拖车，全靠人拉肩扛。几十个人把粗麻绳套在肩上，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一步一寸地把钻机拖向新的井位。

那是陈守正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他的肩膀被麻绳磨破了，血渗出来，冻在衣服上，和麻绳粘在了一起。他的双腿在雪地里跪了无数次，膝盖上的棉裤磨穿了，皮肉直接跪在冰面上，疼得他眼前发黑。有几次，他觉得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

但他站起来了。

每次他跪下去的时候，他就想起方远志说的那句话："这底下的油，是一亿两千万年才攒出来的。咱们受这点罪算什么？"

然后他就站起来了。

那一夜，他们用了十四个小时，把钻机搬了五公里。

到达新井位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的天际线上，太阳正在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荒原上，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陈守正靠在钻机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但他看着那片金色的荒原，心里忽然涌上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那是一种骄傲。

他，陈守正，一个山东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正在和几万人一起，在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上，寻找一种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东西。

这种感觉，比任何温暖都温暖，比任何食物都饱腹。

他靠着钻机，在金色的晨光中，闭上了眼睛，沉沉地睡去了。

六

四月初，方远志带着陈守正和另外两个年轻的地质工，开始在油田范围内做系统的地层对比工作。

所谓地层对比，就是把不同钻井取出来的岩芯进行对比分析，搞清楚地下的地层是怎么分布的，哪些层位含油，哪些不含油，含油层的厚度、范围、连通性如何。这是确定油田规模和开发方案的基础性工作。

方远志把这项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打仗要侦察敌情，找油要摸清地层。"他对陈守正说，"钻井队打井是把石头取出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读懂这些石头告诉我们的信息。每一块岩芯都是一封信，从地底深处寄来的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信拆开，一封一封地读。"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方远志就带着他们几个出发了。他们背着装满岩芯样本的帆布包，拿着放大镜、盐酸瓶、钢针、尺子和记录本，从一个井场走到另一个井场。每到一个新的钻井，他们就蹲在岩芯箱旁边，一块一块地观察、描述、测量、记录。

方远志工作起来极其认真，近乎苛刻。他要求陈守正对每一块岩芯的描述必须精确到毫米级——颜色要区分出深灰、灰黑、浅灰、灰绿等十几种色调，纹理要描述出水平层理、交错层理、波状层理等不同类型，含油级别要区分出饱含油、富含油、油浸、油迹四个等级。

"差一点都不行。"方远志说，"地质工作容不得马虎。你少记一个数据，将来可能就少打一口井，少采几万吨油。那都是国家的财产。"

陈守正被方远志训过无数次。有一次他把一块岩芯的颜色描述为"灰色"，方远志拿起来看了半天，说是"深灰色，微带褐色"，让他重写。还有一次他把含油级别定为"油浸"，方远志说是"富含油"，因为"你看这个断面上的油渍面积超过了百分之六十，油浸的标准是百分之四十到六十"。

"你的眼睛就是仪器。"方远志对他说，"仪器会有坏的时候，但你的眼睛不会。把每一块石头的样子刻在脑子里，比什么都管用。"

陈守正就这样，在方远志手把手的教导下，一点一点地积累着地质知识。白天在野外看岩芯，晚上回到地窝子里在煤油灯下整理笔记。他把方远志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用他那不太流畅的字迹，写满了厚厚的好几个本子。

那些本子，他一直保留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四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方远志和陈守正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坐在荒原上休息。太阳正在西沉，天边燃烧着一片金红色的晚霞。荒原上的积雪在霞光中变成了玫瑰色，远处的井架剪影在天空中排列成一行，像是一支沉默的军队。

方远志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前门"牌香烟，抽出一根点上，深吸了一口。

"守正，"他说，"你觉得这个油田有多大？"

陈守正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很大。"

"你知道我们目前打了几口探井？"

"十几口？"

"三十二口。每一口井都见了油砂或者油气显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守正摇头。

方远志把烟头在雪地上摁灭了，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

"这意味着，我们脚下的这个油田，不是一个小油田，不是中等油田，而是一个特大型油田。它可能比玉门大十倍，比克拉玛依大五倍。它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的油田。"

他停了一下，看着陈守正的眼睛。

"守正，你知道'大庆'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去年九月二十六号，松基三井出油那天，正好是国庆十周年前夕。石油部的领导说，这是给新中国十周年最好的献礼，是大庆、特大庆。所以就把这个油田叫做'大庆油田'。"

金色的晚霞映在方远志的眼镜片上，闪闪发亮。

"大庆，"他轻声说，"大庆祝。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啊，守正。"

陈守正看着师傅的侧脸，心里忽然想到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口头禅，但在当时，他只是默默地在心里念了一遍：

"地下的油比地下的骨头还硬，人就得比它更硬。"

远处的荒原上，钻机的轰鸣声彻夜不停。

那是大地的心跳声。

也是时代的心跳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