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荒原上的家

一

一九六一年腊月二十六，刘秀英拖着两个孩子，挤上了从济南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她后来对人说起这趟旅程的时候，总是用一句话概括："那不是人坐的火车，那是逃命的火车。"

火车上挤得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过道上、厕所里、座位底下，到处是人。有的人站着就睡着了，身子歪在别人身上，口水流了别人一肩膀。有的人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被冷风吹得嘴唇发紫，但死活不肯挪窝，因为那里至少有地方蹲。

刘秀英怀里抱着大女儿小芳——三岁，裹着一件旧棉袄，冻得小脸通红——手里牵着二女儿小梅——一岁半，用一条布带子绑在她腰上，像绑着一个包裹。两个孩子的哭声从上车开始就没停过，但刘秀英已经顾不上哄了。她自己的眼泪都快冻住了。

刘秀英是山东潍坊人，比陈守正小四岁，一九四二年出生。她长得结实，圆脸，浓眉，说话嗓门大，做事风风火火，是村里有名的泼辣媳妇。她和陈守正是同村的，两家相距不过百来米。一九五八年，陈守正从玉门回来探亲的时候，经人介绍，两个人见了面。

说是见面，其实就是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远远地看了一眼。刘秀英看见陈守正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那是他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站在那里，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脸，眼睛很亮。

"行。"刘秀英对她娘说，"这人我看着中。"

就这样，两个人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结了婚。婚后不到半年，陈守正就回了玉门。再后来，他去了大庆。

刘秀英一个人在老家，伺候公婆，种地，带孩子。她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女人。丈夫不在家，她就把家里家外的活全扛了——春种秋收、挑水劈柴、喂猪养鸡，样样不落人后。村里人说她"比男人还能干"，她也不谦虚："我家守正在东北挖石油，我在家挖地球，分工不同罢了。"

但再能干的女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冬天，小芳发了三天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是肺炎，得送县医院。刘秀英抱着孩子在雪地里走了十几里路到镇上，搭了一辆拖拉机到县医院。医生给小芳打了针，烧退了，但嘱咐要观察几天。刘秀英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夜，怀里抱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流。

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决定：去找陈守正。

不管那个地方有多远、多冷、多苦，她都要带着孩子去找他。

她给陈守正写了一封信——其实她不太会写字，信是请邻居代笔的——说她要去大庆。陈守正回了一封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来。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找萨尔图会战指挥部地质组。"

信里还夹了二十块钱——那是他三个月的津贴。

刘秀英揣着那封信和二十块钱，卖了家里养的两只鸡，凑了路费，就上了火车。

二

火车在冰天雪地里跑了两天两夜。

刘秀英几乎没有合眼。她不敢睡——怕孩子被挤着，怕东西被偷，怕坐过了站。她就那样睁着眼睛，抱着孩子，在拥挤的车厢里硬撑了四十多个小时。

到了哈尔滨，转车去安达。安达火车站上冷冷清清，积雪堆得比人还高。刘秀英抱着小芳、背着小梅，站在站台上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大姐，你找谁？"一个穿棉大衣的年轻军人走过来问她。

"我找陈守正。大庆油田的。"

"大庆油田？大姐，大庆油田大了去了，方圆好几百公里呢。你得说具体点，哪个单位？"

"地质组。"

军人想了想，指着站前广场上的一辆卡车说："那辆车是去萨尔图的，你去问问。"

刘秀英千恩万谢地跑过去。卡车的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东北汉子，听说她要找地质组的陈守正，二话没说就让她上了车。

"陈守正？听说过，方远志的徒弟嘛。你坐好了，路不好走，颠得厉害。"

卡车在荒原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刘秀英被颠得胃里翻江倒海，差点把早上吃的窝头吐出来。两个孩子倒是睡着了——被颠睡的，脑袋随着车身的晃动一甩一甩的，刘秀英用手护着她们的后脑勺，自己的胳膊被车帮磕得青一块紫一块。

到了萨尔图，已经是傍晚了。司机把她放在指挥部前面，告诉她地质组在往东走一公里的一个活动板房里。

刘秀英抱着孩子，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活动板房。

她远远地看见活动板房的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棉工服，头上戴着一顶安全帽，正在门口来回踱步，不时地朝这边张望。

是陈守正。

他接到了指挥部的通知，说有人来找他，让他去门口等着。他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天太冷，他在屋里坐不住，就跑到门口来回走，一边走一边看。

当他看见远处雪地上那个抱着孩子的身影时，他的脚步停住了。

然后他跑了起来。

他跑得很快，棉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跑到刘秀英面前的时候，喘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

刘秀英也看着他。

两个人就这样在雪地里对视了几秒钟。

然后刘秀英开口了，声音沙哑但语气泼辣："陈守正，你要是不赶紧把这俩孩子接过去，我就把她俩扔雪地里了！"

陈守正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伸手去接小芳。小芳在他怀里醒了，揉着眼睛看了他半天，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她不认识爸爸了。

陈守正手足无措地抱着哭泣的女儿，看着面前满脸疲惫但眼神倔强的妻子，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秀英……"他只说了两个字。

"别'秀英'了，"刘秀英把小梅从他手里接过来——陈守正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把小梅绑在自己腰上的——"先找个地方让孩子暖和暖和。你住哪儿？"

"地窝子。"

"地窝子？"刘秀英皱起了眉，"什么地窝子？"

三

刘秀英第一次走进地窝子的时候，站在入口处愣了足有半分钟。

她看着那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昏暗的灯光、潮湿的墙壁、散发着霉味的干草铺、角落里冒着黑烟的煤炉——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从愤怒变成了无奈，最后变成了一种陈守正非常熟悉的表情：认命。

"陈守正，"她转过身来，"你他娘的就住这种地方？"

"……嗯。"

"八个人住一间？"

"……嗯。"

"连个窗户都没有？"

"……有。"陈守正指了指墙上一个巴掌大的通风口，"那个。"

刘秀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发作但又忍住了。她把两个孩子放在陈守正的铺位上，蹲下来看了看铺位——一层干草、一条褥子、一条被子，全是冷的，跟睡在冰上没区别。

她站起来，开始收拾。

她先把干草全部扒出来，重新铺了一层厚的，又在上面垫了一块从老家带来的油布，隔潮。然后把褥子和被子抖了抖，叠得整整齐齐。接着她把地窝子角落里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归置好——衣服、鞋子、工具、书——分门别类地码在墙角。最后她检查了煤炉子，发现烟囱堵了一半，难怪冒黑烟，三下五除二把烟道清理干净了。

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地窝子的室友们回来的时候，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

"嫂子，你这手脚也太利索了！"赵德胜第一个进来，瞪大了眼睛。

刘秀英正在煤炉子上架锅——她从老家背来了一口小铁锅，还有一袋面粉和半口袋干菜——"利索不利索的，先让孩子吃口热乎的。"

那天晚上，刘秀英在地窝子里做了一顿面条。面粉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和面的水是从外面取来化开的雪水，菜是干白菜和几根大葱。面条煮好以后，整个地窝子里弥漫着面汤的香气。

小芳和小梅吃了来到大庆以后的第一顿热饭，吃得满脸都是面汤。

陈守正蹲在铺位上，端着搪瓷碗，一口一口地吃着面条。面条很软，汤很热，暖到了胃里，也暖到了心里。

他抬头看了看刘秀英。她正坐在煤炉子旁边，给小梅擦嘴。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额前的碎发映成了金色。她瘦了，比半年前瘦了不少，颧骨突了出来，眼窝也深了。但她的眼神还是那样——倔强、明亮、不服输。

"秀英，"他说，"苦了你了。"

刘秀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翘。

"苦什么？有你的地方就是家。地窝子也是家。"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们一家人的信条。

四

刘秀英在油田安顿下来以后，很快展现出了她惊人的适应能力。

她先是在驻地附近找了一块空地，开了一片菜地。松嫩平原的黑土地肥沃得流油，刘秀英种上了白菜、萝卜、土豆和葱，每天浇水施肥，到了夏天，菜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不仅够自己家吃的，还能分给邻居。

"嫂子种的白菜，那叫一个大！"赵德胜每次提起都竖大拇指，"比我在老家见过的任何白菜都大。一颗白菜十来斤，够炖一锅。"

刘秀英还在驻地养了几只鸡。鸡是她用五斤面粉跟附近老乡换的，每天喂些菜叶子和粮食碎渣，到了秋天就开始下蛋了。她舍不得自己吃，把鸡蛋攒起来，给两个孩子补充营养，偶尔也给陈守正煮两个。

"你不吃？"陈守正问她。

"我不爱吃鸡蛋。"刘秀英说。

陈守正知道她在说谎。他偷偷把鸡蛋放在她的碗里，她发现后又偷偷放回他的碗里。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鸡蛋掉在了地上，碎了。两个人看着地上的碎鸡蛋，愣了一下，然后一起笑了。

那笑声在地窝子里回荡了很久。

那些年是油田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混乱的时候。每天都有新的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坐着火车来，有的搭着顺路的卡车来，有的甚至是一路打听着走来的——一个女人从甘肃玉门出发，辗转了半个中国，走了一个多月，硬是凭着丈夫信里写的一个地名，找到了荒原上的井场。

这些女人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四川的女人说话像唱歌，东北的女人说话像吵架，山东的女人说话像打鼓，上海的女人说话像流水。她们聚在这片荒原上，像是一群被风吹来的种子，落在了黑土地里，然后顽强地扎了根。

刘秀英很快成了这片"种子地"里的领头人。不仅因为她能干，更因为她心热。谁家的孩子病了，她第一个跑去帮忙送医院；谁家的男人出了工伤，她张罗着送饭送水；谁家两口子吵架了，她上门去调解，三言两语就把人劝好了。

"秀英嫂子这人，嘴硬心软。"邻居王大姐后来这样评价她，"你别看她说话冲，做起事来比谁都上心。咱们这些家属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全靠她照应。"

但刘秀英也有自己的难处。两个孩子正是最需要人的时候，小芳上了油田的托儿所，小梅还小，得整天带在身边。她既要种菜养鸡，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操持家务，常常从天亮忙到天黑，累得倒在炕上就睡着了。陈守正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几天回不了家——在野外跑地质调查，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有一次，小梅半夜发烧，陈守正不在家。刘秀英一个人抱着孩子在漆黑的荒原上走了两公里，找到油田卫生所。医生给小梅打了退烧针，她抱着孩子在卫生所的长椅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家，发现小芳一个人蹲在家门口哭——孩子醒了找不到妈妈，吓坏了。

刘秀英抱着两个孩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哭完了，她擦干眼泪，给两个孩子做了早饭，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就是石油工人的妻子。这就是荒原上的女人。

她们没有喊过苦，没有叫过累——不是不苦不累，是喊了叫了也没有用。她们的丈夫在为国家的石油事业拼命，她们能做的，就是守好后方，把家撑起来。

刘秀英常说一句话："油田是男人们打下来的，家是我们女人们撑起来的。没有我们，他们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没有人会否认。

除了种菜养鸡，刘秀英还参加了油田组织的"家属生产队"。那时候油田的职工家属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赶来寻夫的女人带着孩子，像候鸟一样在荒原上安了窝。油田组织她们成立了生产队，种地、养猪、做被服、修路，干什么的都有。刘秀英因为能干、泼辣、不怕吃苦，很快被选为了队长。

"我们队里的活可不轻松，"刘秀英后来说，"修路、挖沟、盖房子，男人干的活我们也干。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一天挣十个工分，我们一天挣八个。我不服气，去找领导理论，领导说这是政策。我说什么政策？同工同酬懂不懂？领导被我问住了，后来给我们调成了九个半。"

说到这里，她总是很得意："那半个工分，是我争来的。"

一九六二年春天，油田开始在荒原上大规模建设"干打垒"住房——用草和泥筑墙，木头做梁，油毡纸盖顶。虽然简陋，但比地窝子强多了，至少是地上的房子，有窗户，有门，能直起腰来走路。

陈守正和刘秀英分到了一间干打垒。房子不大，大约十五平方米，一间半——一间是卧室兼客厅，半间是厨房。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天堂了。

"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刘秀英站在门口，双手叉腰，看着这间小小的泥巴房子，眼睛里闪着光。

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糊了报纸，地上扫了三遍，窗户擦得透亮。她还在窗台上放了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插了几根从荒原上采来的野花——黄色的蒲公英。

"你看，"她对陈守正说，"家。"

陈守正站在门口，看着被妻子收拾得温馨整洁的小屋，心里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感激、心疼、愧疚、幸福，搅在一起，最后只变成了一句简单的话：

"秀英，你真好。"

刘秀英白了他一眼："废话。"

五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这一天，陈守正记了一辈子。

那天下午，他正在井场上和方远志一起做地层对比分析，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喊声从远到近，像波浪一样在荒原上传播——

"出油了！出油了！"

陈守正和方远志对视了一眼，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外跑。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了一千万吨！

一千万吨。

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中国的石油自给率，从不到百分之五十，跃升到了接近百分之百。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依赖进口石油了。意味着那些曾经嘲笑"中国贫油"的西方国家，可以闭嘴了。

三天后，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这句话通过广播传到了大庆油田。那天晚上，整个油田沸腾了。

所有的井场都停了工——这是会战以来唯一一次全体停工。几万人从地窝子、干打垒、帐篷里涌出来，在荒原上欢呼、跳跃、拥抱。有人放鞭炮——不知道谁从哪儿弄来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夜空中炸开。有人唱歌——唱《歌唱祖国》，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陈守正和方远志站在指挥部门口的空地上，听着广播里周总理的声音。方远志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守正，"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听到了吗？基本自给了。基本自给了。"

"听到了，师傅。"

"三年。我们只用了三年。"方远志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红红的，"三年啊。多少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就为了这一天。"

陈守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起了那些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人拉肩扛的夜晚，想起了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的身影，想起了赵德胜肩膀上那道深深的血槽，想起了刘秀英在冰天雪地里抱着孩子走了十几里路的身影，想起了母亲缝的那双棉鞋。

他想起了方远志在荒原上对他说的话："陆相地层，是可以生成大油田的。"

现在，这个预言被证实了。

那天晚上，油田破例给每个人发了二两白酒和一碗红烧肉。陈守正和赵德胜端着搪瓷碗，蹲在井架下面，就着夜色和灯光，一口酒一口肉地吃着。

白酒是散装的东北高粱酒，六十五度，辣得嗓子眼着火。但那种辣里面带着一种甜——不是糖的甜，是心里的甜。

"老陈，"赵德胜喝了几口酒，脸红得像关公，"你说咱们这帮人，是不是了不起？"

"了不起。"

"那咱们再干二十年？"

"干。"

"干到退休？"

"干到退休。"

赵德胜举起碗："来，碰一个。"

两个搪瓷碗在夜色中碰在一起，发出一声清脆的"当"。

那声音不大，但在陈守正的记忆里，它比任何钟声都响亮。

"一起干到退休。"赵德胜说。

"一起干到退休。"陈守正说。

他们不知道，这个诺言，只有一个人能够兑现。

那天晚上，整个油田都沉浸在一种狂喜的气氛中。有人在荒原上放声歌唱，有人围在一起跳舞，还有人把攒了很久的花生和瓜子拿出来分给周围的人。有几个老工人——都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老石油——抱在一起哭得泣不成声。他们说："我们在玉门干了一辈子，以为这辈子也看不到中国石油自给的这一天了。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刘秀英带着两个孩子，站在干打垒房子的门口，看着远处井架上的灯光和天空中偶尔绽放的烟花——那是有人在放自制的烟火——心里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她不完全明白"石油基本自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这意味着丈夫和那些工人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意味着她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没有白来。

"妈妈，那些灯好漂亮！"小芳指着远处的烟火说。

"嗯，漂亮。"刘秀英把女儿搂紧了一些，"那些灯是你爸爸和叔叔们点亮的。"

小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六

日子像松花江的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

一九六四年，大庆油田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会战初期的那种原始的、蛮干式的拼命逐渐被更科学、更规范的开采方式所取代。油田建起了自己的炼油厂、发电厂、供水系统和公路网络。一栋栋砖瓦房取代了地窝子和干打垒，医院、学校、商店、电影院相继建了起来。荒原上开始出现一座城市的雏形。

陈守正的工作也从野外地质调查转向了室内研究。方远志被任命为油田地质研究院的副院长，陈守正成了他手下的技术骨干。他们的工作是分析全油田的地质资料，编制开发方案，为后续的稳产高产提供科学依据。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刘秀英怀了第三个孩子。

这个消息让陈守正喜忧参半。喜的是家里要添新丁了，忧的是条件虽然比刚来时好了不少，但养三个孩子的负担依然不轻。刘秀英倒是想得开："生！多一个孩子多一份热闹。再说了，油田上的孩子哪个不是放养的？生下来往地上一搁，自己就长了。"

但第三个孩子没有保住。刘秀英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在菜地里干活时摔了一跤，流产了。那是一个男孩。

刘秀英在床上躺了三天，一句话没说。陈守正守在她身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是刘秀英先开的口："没缘分。算了。"

她说完这句话，翻身坐起来，擦了擦眼睛，下床去做饭了。

陈守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疼得厉害。但他知道，刘秀英不需要安慰。她需要的是一碗热汤和一双能干的手。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刘秀英又怀上了。这一次，她格外小心，什么重活都不干了——这对于一个闲不住的女人来说，比什么都难受。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一个男婴在大庆油田职工医院出生了。

陈守正站在产房外面，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双腿一软，靠在了墙上。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对他说："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陈守正接过孩子，笨拙地抱在怀里。那个小小的、皱巴巴的、通红的小东西，闭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地发出细小的声音。

陈守正看着他，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建国"。

"陈建国。"他轻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新中国的建设者。"

刘秀英躺在病床上，虚弱但高兴地笑了。

"建国，"她说，"好名字。将来让他建设国家。但先别让他来这荒原上受罪了。"

陈守正抱着儿子，走到窗前。窗外是大庆油田的春天——荒原上的积雪正在消融，黑土地在阳光下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远处的井架在蓝天下矗立着，像是一排排守望者。

"建国，"他对着怀里的婴儿说，"你看，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这是大庆。你爸爸在这里挖石油。将来你长大了，不管干什么，别忘了这个地方。"

婴儿当然听不懂。他只是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然后在父亲的怀里沉沉地睡去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金色的光芒洒在婴儿粉嫩的脸上。

陈守正看着那张小脸，心里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是一种比挖到石油更强烈、更深沉的喜悦。

他有了儿子。

他在这片荒原上扎了根。

他有了家。

七

一九六八年的大庆油田，已经今非昔比了。

原油年产量从一九六〇年的一百多万吨，增长到了一千多万吨。油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井架林立，管线纵横，俨然一座工业城市。当年的荒原上，如今有了宽阔的马路、整齐的楼房、 bustling 的商店和热闹的学校。

但陈守正心里清楚，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万人用命换来的。

他想起了那些在会战中牺牲的人。有的人死于井喷事故，有的人死于严寒和疾病，有的人在运输途中翻了车，有的人在施工现场被砸伤后再也没有醒来。他们没有看到大庆油田的今天。

他想起了方远志说过的话："我们这代人把油田拿下来了，后面的几代人就有了根基。"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建国，轻声说：

"儿子，你就是后面的那一代人。你爸爸把根基打好了，你将来要在这根基上，盖更高更大的房子。"

荒原上的风吹过井架，发出呜呜的声响。

那声音像是一首歌。

一首关于家、关于国、关于黑土地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