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荒原上的家
纸飞机编辑部 · 7844字
一
一九六一年腊月二十六,刘秀英拖着两个孩子,挤上了从济南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她后来对人说起这趟旅程的时候,总是用一句话概括:"那不是人坐的火车,那是逃命的火车。"
火车上挤得连转身的余地都没有。过道上、厕所里、座位底下,到处是人。有的人站着就睡着了,身子歪在别人身上,口水流了别人一肩膀。有的人蹲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被冷风吹得嘴唇发紫,但死活不肯挪窝,因为那里至少有地方蹲。
刘秀英怀里抱着大女儿小芳——三岁,裹着一件旧棉袄,冻得小脸通红——手里牵着二女儿小梅——一岁半,用一条布带子绑在她腰上,像绑着一个包裹。两个孩子的哭声从上车开始就没停过,但刘秀英已经顾不上哄了。她自己的眼泪都快冻住了。
刘秀英是山东潍坊人,比陈守正小四岁,一九四二年出生。她长得结实,圆脸,浓眉,说话嗓门大,做事风风火火,是村里有名的泼辣媳妇。她和陈守正是同村的,两家相距不过百来米。一九五八年,陈守正从玉门回来探亲的时候,经人介绍,两个人见了面。
说是见面,其实就是在村口的大槐树下远远地看了一眼。刘秀英看见陈守正穿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那是他唯一一件像样的衣服——站在那里,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脸,眼睛很亮。
"行。"刘秀英对她娘说,"这人我看着中。"
就这样,两个人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结了婚。婚后不到半年,陈守正就回了玉门。再后来,他去了大庆。
刘秀英一个人在老家,伺候公婆,种地,带孩子。她不是那种哭哭啼啼的女人。丈夫不在家,她就把家里家外的活全扛了——春种秋收、挑水劈柴、喂猪养鸡,样样不落人后。村里人说她"比男人还能干",她也不谦虚:"我家守正在东北挖石油,我在家挖地球,分工不同罢了。"
但再能干的女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冬天,小芳发了三天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说是肺炎,得送县医院。刘秀英抱着孩子在雪地里走了十几里路到镇上,搭了一辆拖拉机到县医院。医生给小芳打了针,烧退了,但嘱咐要观察几天。刘秀英在医院走廊里坐了一夜,怀里抱着孩子,眼泪止不住地流。
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决定:去找陈守正。
不管那个地方有多远、多冷、多苦,她都要带着孩子去找他。
她给陈守正写了一封信——其实她不太会写字,信是请邻居代笔的——说她要去大庆。陈守正回了一封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来。路上注意安全。到了找萨尔图会战指挥部地质组。"
信里还夹了二十块钱——那是他三个月的津贴。
刘秀英揣着那封信和二十块钱,卖了家里养的两只鸡,凑了路费,就上了火车。
二
火车在冰天雪地里跑了两天两夜。
刘秀英几乎没有合眼。她不敢睡——怕孩子被挤着,怕东西被偷,怕坐过了站。她就那样睁着眼睛,抱着孩子,在拥挤的车厢里硬撑了四十多个小时。
到了哈尔滨,转车去安达。安达火车站上冷冷清清,积雪堆得比人还高。刘秀英抱着小芳、背着小梅,站在站台上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大姐,你找谁?"一个穿棉大衣的年轻军人走过来问她。
"我找陈守正。大庆油田的。"
"大庆油田?大姐,大庆油田大了去了,方圆好几百公里呢。你得说具体点,哪个单位?"
"地质组。"
军人想了想,指着站前广场上的一辆卡车说:"那辆车是去萨尔图的,你去问问。"
刘秀英千恩万谢地跑过去。卡车的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东北汉子,听说她要找地质组的陈守正,二话没说就让她上了车。
"陈守正?听说过,方远志的徒弟嘛。你坐好了,路不好走,颠得厉害。"
卡车在荒原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刘秀英被颠得胃里翻江倒海,差点把早上吃的窝头吐出来。两个孩子倒是睡着了——被颠睡的,脑袋随着车身的晃动一甩一甩的,刘秀英用手护着她们的后脑勺,自己的胳膊被车帮磕得青一块紫一块。
到了萨尔图,已经是傍晚了。司机把她放在指挥部前面,告诉她地质组在往东走一公里的一个活动板房里。
刘秀英抱着孩子,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中,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活动板房。
她远远地看见活动板房的门口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的棉工服,头上戴着一顶安全帽,正在门口来回踱步,不时地朝这边张望。
是陈守正。
他接到了指挥部的通知,说有人来找他,让他去门口等着。他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天太冷,他在屋里坐不住,就跑到门口来回走,一边走一边看。
当他看见远处雪地上那个抱着孩子的身影时,他的脚步停住了。
然后他跑了起来。
他跑得很快,棉靴踩在积雪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他跑到刘秀英面前的时候,喘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她。
刘秀英也看着他。
两个人就这样在雪地里对视了几秒钟。
然后刘秀英开口了,声音沙哑但语气泼辣:"陈守正,你要是不赶紧把这俩孩子接过去,我就把她俩扔雪地里了!"
陈守正这才回过神来,赶紧伸手去接小芳。小芳在他怀里醒了,揉着眼睛看了他半天,然后"哇"地一声哭了——她不认识爸爸了。
陈守正手足无措地抱着哭泣的女儿,看着面前满脸疲惫但眼神倔强的妻子,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秀英……"他只说了两个字。
"别'秀英'了,"刘秀英把小梅从他手里接过来——陈守正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把小梅绑在自己腰上的——"先找个地方让孩子暖和暖和。你住哪儿?"
"地窝子。"
"地窝子?"刘秀英皱起了眉,"什么地窝子?"
三
刘秀英第一次走进地窝子的时候,站在入口处愣了足有半分钟。
她看着那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地下空间——昏暗的灯光、潮湿的墙壁、散发着霉味的干草铺、角落里冒着黑烟的煤炉——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从愤怒变成了无奈,最后变成了一种陈守正非常熟悉的表情:认命。
"陈守正,"她转过身来,"你他娘的就住这种地方?"
"……嗯。"
"八个人住一间?"
"……嗯。"
"连个窗户都没有?"
"……有。"陈守正指了指墙上一个巴掌大的通风口,"那个。"
刘秀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发作但又忍住了。她把两个孩子放在陈守正的铺位上,蹲下来看了看铺位——一层干草、一条褥子、一条被子,全是冷的,跟睡在冰上没区别。
她站起来,开始收拾。
她先把干草全部扒出来,重新铺了一层厚的,又在上面垫了一块从老家带来的油布,隔潮。然后把褥子和被子抖了抖,叠得整整齐齐。接着她把地窝子角落里堆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归置好——衣服、鞋子、工具、书——分门别类地码在墙角。最后她检查了煤炉子,发现烟囱堵了一半,难怪冒黑烟,三下五除二把烟道清理干净了。
整个过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地窝子的室友们回来的时候,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
"嫂子,你这手脚也太利索了!"赵德胜第一个进来,瞪大了眼睛。
刘秀英正在煤炉子上架锅——她从老家背来了一口小铁锅,还有一袋面粉和半口袋干菜——"利索不利索的,先让孩子吃口热乎的。"
那天晚上,刘秀英在地窝子里做了一顿面条。面粉是她从老家带来的,和面的水是从外面取来化开的雪水,菜是干白菜和几根大葱。面条煮好以后,整个地窝子里弥漫着面汤的香气。
小芳和小梅吃了来到大庆以后的第一顿热饭,吃得满脸都是面汤。
陈守正蹲在铺位上,端着搪瓷碗,一口一口地吃着面条。面条很软,汤很热,暖到了胃里,也暖到了心里。
他抬头看了看刘秀英。她正坐在煤炉子旁边,给小梅擦嘴。灯光照在她的脸上,把她额前的碎发映成了金色。她瘦了,比半年前瘦了不少,颧骨突了出来,眼窝也深了。但她的眼神还是那样——倔强、明亮、不服输。
"秀英,"他说,"苦了你了。"
刘秀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一翘。
"苦什么?有你的地方就是家。地窝子也是家。"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们一家人的信条。
四
刘秀英在油田安顿下来以后,很快展现出了她惊人的适应能力。
她先是在驻地附近找了一块空地,开了一片菜地。松嫩平原的黑土地肥沃得流油,刘秀英种上了白菜、萝卜、土豆和葱,每天浇水施肥,到了夏天,菜地里的蔬菜长势喜人,不仅够自己家吃的,还能分给邻居。
"嫂子种的白菜,那叫一个大!"赵德胜每次提起都竖大拇指,"比我在老家见过的任何白菜都大。一颗白菜十来斤,够炖一锅。"
刘秀英还在驻地养了几只鸡。鸡是她用五斤面粉跟附近老乡换的,每天喂些菜叶子和粮食碎渣,到了秋天就开始下蛋了。她舍不得自己吃,把鸡蛋攒起来,给两个孩子补充营养,偶尔也给陈守正煮两个。
"你不吃?"陈守正问她。
"我不爱吃鸡蛋。"刘秀英说。
陈守正知道她在说谎。他偷偷把鸡蛋放在她的碗里,她发现后又偷偷放回他的碗里。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鸡蛋掉在了地上,碎了。两个人看着地上的碎鸡蛋,愣了一下,然后一起笑了。
那笑声在地窝子里回荡了很久。
那些年是油田上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最混乱的时候。每天都有新的家属从全国各地赶来。有的坐着火车来,有的搭着顺路的卡车来,有的甚至是一路打听着走来的——一个女人从甘肃玉门出发,辗转了半个中国,走了一个多月,硬是凭着丈夫信里写的一个地名,找到了荒原上的井场。
这些女人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四川的女人说话像唱歌,东北的女人说话像吵架,山东的女人说话像打鼓,上海的女人说话像流水。她们聚在这片荒原上,像是一群被风吹来的种子,落在了黑土地里,然后顽强地扎了根。
刘秀英很快成了这片"种子地"里的领头人。不仅因为她能干,更因为她心热。谁家的孩子病了,她第一个跑去帮忙送医院;谁家的男人出了工伤,她张罗着送饭送水;谁家两口子吵架了,她上门去调解,三言两语就把人劝好了。
"秀英嫂子这人,嘴硬心软。"邻居王大姐后来这样评价她,"你别看她说话冲,做起事来比谁都上心。咱们这些家属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的,全靠她照应。"
但刘秀英也有自己的难处。两个孩子正是最需要人的时候,小芳上了油田的托儿所,小梅还小,得整天带在身边。她既要种菜养鸡,又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还要操持家务,常常从天亮忙到天黑,累得倒在炕上就睡着了。陈守正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几天回不了家——在野外跑地质调查,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靠她一个人撑着。
有一次,小梅半夜发烧,陈守正不在家。刘秀英一个人抱着孩子在漆黑的荒原上走了两公里,找到油田卫生所。医生给小梅打了退烧针,她抱着孩子在卫生所的长椅上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回到家,发现小芳一个人蹲在家门口哭——孩子醒了找不到妈妈,吓坏了。
刘秀英抱着两个孩子,三个人哭成了一团。
哭完了,她擦干眼泪,给两个孩子做了早饭,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就是石油工人的妻子。这就是荒原上的女人。
她们没有喊过苦,没有叫过累——不是不苦不累,是喊了叫了也没有用。她们的丈夫在为国家的石油事业拼命,她们能做的,就是守好后方,把家撑起来。
刘秀英常说一句话:"油田是男人们打下来的,家是我们女人们撑起来的。没有我们,他们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没有人会否认。
除了种菜养鸡,刘秀英还参加了油田组织的"家属生产队"。那时候油田的职工家属越来越多——从全国各地赶来寻夫的女人带着孩子,像候鸟一样在荒原上安了窝。油田组织她们成立了生产队,种地、养猪、做被服、修路,干什么的都有。刘秀英因为能干、泼辣、不怕吃苦,很快被选为了队长。
"我们队里的活可不轻松,"刘秀英后来说,"修路、挖沟、盖房子,男人干的活我们也干。唯一的区别是他们一天挣十个工分,我们一天挣八个。我不服气,去找领导理论,领导说这是政策。我说什么政策?同工同酬懂不懂?领导被我问住了,后来给我们调成了九个半。"
说到这里,她总是很得意:"那半个工分,是我争来的。"
一九六二年春天,油田开始在荒原上大规模建设"干打垒"住房——用草和泥筑墙,木头做梁,油毡纸盖顶。虽然简陋,但比地窝子强多了,至少是地上的房子,有窗户,有门,能直起腰来走路。
陈守正和刘秀英分到了一间干打垒。房子不大,大约十五平方米,一间半——一间是卧室兼客厅,半间是厨房。但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天堂了。
"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刘秀英站在门口,双手叉腰,看着这间小小的泥巴房子,眼睛里闪着光。
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糊了报纸,地上扫了三遍,窗户擦得透亮。她还在窗台上放了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插了几根从荒原上采来的野花——黄色的蒲公英。
"你看,"她对陈守正说,"家。"
陈守正站在门口,看着被妻子收拾得温馨整洁的小屋,心里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感激、心疼、愧疚、幸福,搅在一起,最后只变成了一句简单的话:
"秀英,你真好。"
刘秀英白了他一眼:"废话。"
五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
这一天,陈守正记了一辈子。
那天下午,他正在井场上和方远志一起做地层对比分析,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在喊。喊声从远到近,像波浪一样在荒原上传播——
"出油了!出油了!"
陈守正和方远志对视了一眼,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往外跑。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了一千万吨!
一千万吨。
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中国的石油自给率,从不到百分之五十,跃升到了接近百分之百。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依赖进口石油了。意味着那些曾经嘲笑"中国贫油"的西方国家,可以闭嘴了。
三天后,一个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这句话通过广播传到了大庆油田。那天晚上,整个油田沸腾了。
所有的井场都停了工——这是会战以来唯一一次全体停工。几万人从地窝子、干打垒、帐篷里涌出来,在荒原上欢呼、跳跃、拥抱。有人放鞭炮——不知道谁从哪儿弄来的——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夜空中炸开。有人唱歌——唱《歌唱祖国》,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唱着唱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
陈守正和方远志站在指挥部门口的空地上,听着广播里周总理的声音。方远志摘下眼镜,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守正,"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你听到了吗?基本自给了。基本自给了。"
"听到了,师傅。"
"三年。我们只用了三年。"方远志把眼镜重新戴上,镜片后面的眼睛红红的,"三年啊。多少人吃了一辈子的苦,就为了这一天。"
陈守正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想起了那些在零下四十度的寒风中人拉肩扛的夜晚,想起了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的身影,想起了赵德胜肩膀上那道深深的血槽,想起了刘秀英在冰天雪地里抱着孩子走了十几里路的身影,想起了母亲缝的那双棉鞋。
他想起了方远志在荒原上对他说的话:"陆相地层,是可以生成大油田的。"
现在,这个预言被证实了。
那天晚上,油田破例给每个人发了二两白酒和一碗红烧肉。陈守正和赵德胜端着搪瓷碗,蹲在井架下面,就着夜色和灯光,一口酒一口肉地吃着。
白酒是散装的东北高粱酒,六十五度,辣得嗓子眼着火。但那种辣里面带着一种甜——不是糖的甜,是心里的甜。
"老陈,"赵德胜喝了几口酒,脸红得像关公,"你说咱们这帮人,是不是了不起?"
"了不起。"
"那咱们再干二十年?"
"干。"
"干到退休?"
"干到退休。"
赵德胜举起碗:"来,碰一个。"
两个搪瓷碗在夜色中碰在一起,发出一声清脆的"当"。
那声音不大,但在陈守正的记忆里,它比任何钟声都响亮。
"一起干到退休。"赵德胜说。
"一起干到退休。"陈守正说。
他们不知道,这个诺言,只有一个人能够兑现。
那天晚上,整个油田都沉浸在一种狂喜的气氛中。有人在荒原上放声歌唱,有人围在一起跳舞,还有人把攒了很久的花生和瓜子拿出来分给周围的人。有几个老工人——都是经历过旧社会的老石油——抱在一起哭得泣不成声。他们说:"我们在玉门干了一辈子,以为这辈子也看不到中国石油自给的这一天了。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刘秀英带着两个孩子,站在干打垒房子的门口,看着远处井架上的灯光和天空中偶尔绽放的烟花——那是有人在放自制的烟火——心里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情感。她不完全明白"石油基本自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她知道,这意味着丈夫和那些工人们的汗水没有白流,意味着她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没有白来。
"妈妈,那些灯好漂亮!"小芳指着远处的烟火说。
"嗯,漂亮。"刘秀英把女儿搂紧了一些,"那些灯是你爸爸和叔叔们点亮的。"
小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六
日子像松花江的水,无声无息地流淌着。
一九六四年,大庆油田进入了全面开发阶段。会战初期的那种原始的、蛮干式的拼命逐渐被更科学、更规范的开采方式所取代。油田建起了自己的炼油厂、发电厂、供水系统和公路网络。一栋栋砖瓦房取代了地窝子和干打垒,医院、学校、商店、电影院相继建了起来。荒原上开始出现一座城市的雏形。
陈守正的工作也从野外地质调查转向了室内研究。方远志被任命为油田地质研究院的副院长,陈守正成了他手下的技术骨干。他们的工作是分析全油田的地质资料,编制开发方案,为后续的稳产高产提供科学依据。
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刘秀英怀了第三个孩子。
这个消息让陈守正喜忧参半。喜的是家里要添新丁了,忧的是条件虽然比刚来时好了不少,但养三个孩子的负担依然不轻。刘秀英倒是想得开:"生!多一个孩子多一份热闹。再说了,油田上的孩子哪个不是放养的?生下来往地上一搁,自己就长了。"
但第三个孩子没有保住。刘秀英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在菜地里干活时摔了一跤,流产了。那是一个男孩。
刘秀英在床上躺了三天,一句话没说。陈守正守在她身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是刘秀英先开的口:"没缘分。算了。"
她说完这句话,翻身坐起来,擦了擦眼睛,下床去做饭了。
陈守正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疼得厉害。但他知道,刘秀英不需要安慰。她需要的是一碗热汤和一双能干的手。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刘秀英又怀上了。这一次,她格外小心,什么重活都不干了——这对于一个闲不住的女人来说,比什么都难受。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一个男婴在大庆油田职工医院出生了。
陈守正站在产房外面,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双腿一软,靠在了墙上。
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时候,对他说:"恭喜,是个男孩。六斤八两。"
陈守正接过孩子,笨拙地抱在怀里。那个小小的、皱巴巴的、通红的小东西,闭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地发出细小的声音。
陈守正看着他,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建国"。
"陈建国。"他轻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新中国的建设者。"
刘秀英躺在病床上,虚弱但高兴地笑了。
"建国,"她说,"好名字。将来让他建设国家。但先别让他来这荒原上受罪了。"
陈守正抱着儿子,走到窗前。窗外是大庆油田的春天——荒原上的积雪正在消融,黑土地在阳光下散发着泥土的芬芳。远处的井架在蓝天下矗立着,像是一排排守望者。
"建国,"他对着怀里的婴儿说,"你看,这就是你出生的地方。这是大庆。你爸爸在这里挖石油。将来你长大了,不管干什么,别忘了这个地方。"
婴儿当然听不懂。他只是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然后在父亲的怀里沉沉地睡去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金色的光芒洒在婴儿粉嫩的脸上。
陈守正看着那张小脸,心里涌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那是一种比挖到石油更强烈、更深沉的喜悦。
他有了儿子。
他在这片荒原上扎了根。
他有了家。
七
一九六八年的大庆油田,已经今非昔比了。
原油年产量从一九六〇年的一百多万吨,增长到了一千多万吨。油田面积扩大了好几倍,井架林立,管线纵横,俨然一座工业城市。当年的荒原上,如今有了宽阔的马路、整齐的楼房、 bustling 的商店和热闹的学校。
但陈守正心里清楚,这些变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几万人用命换来的。
他想起了那些在会战中牺牲的人。有的人死于井喷事故,有的人死于严寒和疾病,有的人在运输途中翻了车,有的人在施工现场被砸伤后再也没有醒来。他们没有看到大庆油田的今天。
他想起了方远志说过的话:"我们这代人把油田拿下来了,后面的几代人就有了根基。"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建国,轻声说:
"儿子,你就是后面的那一代人。你爸爸把根基打好了,你将来要在这根基上,盖更高更大的房子。"
荒原上的风吹过井架,发出呜呜的声响。
那声音像是一首歌。
一首关于家、关于国、关于黑土地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