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暗流涌动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的一个傍晚，陈守正在地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加班。窗外的太阳已经西沉，天边挂着一片血红的晚霞。他正在整理一份关于萨北开发区地层压力的报告，桌上的资料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走廊里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

陈守正皱了皱眉，打开门往外看。走廊里跑过几个年轻人，胳膊上戴着红袖章，手里举着标语牌，嘴里喊着口号。他隐约看见标语牌上写着"打倒""批判""革命"之类的字眼。

"出什么事了？"他拉住一个认识的小王问。

小王压低声音说："陈工，你不知道？北京那边闹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到处在揪'走资派'、批'牛鬼蛇神'。咱们油田也开始动了。"

陈守正松开了手，站在走廊里，看着那些年轻人跑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不知道的是，这场运动将持续十年，将席卷整个中国，也将深刻地改变他和他身边所有人的命运。

最初的几个月，风暴还只是在外围打转。油田的生产基本正常，工人们照旧上班下班。但政治学习的频率明显增加了——每天早上一上班，先学一个小时的文件和语录。陈守正对此不太在意，他觉得不管上面怎么折腾，油还是要采的，地质报告还是要写的。

但到了秋天，风向变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油田的第一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大字报贴在指挥部办公楼的墙上，用毛笔写着："揪出石油系统的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

陈守正看到"反动学术权威"这六个字的时候，心里猛地一沉。

他知道这几个字指向谁。

二

方远志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那天下午，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冲进了地质研究院，把方远志从办公室里拖了出来。他们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方远志"，然后把他推到了院子里，让他站在一张破桌子上，接受"批判"。

陈守正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后面，看着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他的手紧紧地攥着窗台，指节发白。

造反派轮流发言，指控方远志的"罪行"：他是"资产阶级的学术走狗"，他推行的"陆相生油论"是"脱离工农兵实际的唯心主义理论"，他在地质研究中"崇洋媚外"，他培养的"白专分子"（指陈守正这样的技术骨干）是"修正主义的苗子"。

方远志站在桌子上，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眼镜被人打掉了，近视的眼睛眯缝着，看不清周围的面孔。他的白大褂被人撕破了一个口子，棉花从破口处露出来，在风中飘动。

"你说！你认不认罪？"一个造反派揪着他的衣领吼道。

方远志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声音说：

"陆相生油论不是我一个人的理论。它是中国石油地质学界几代人的研究成果。它已经被大庆油田的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更不是罪行。"

"你还嘴硬！"

一个巴掌扇在了方远志的脸上。

陈守正看见师傅的头被打歪了，嘴角渗出了血。

他几乎要冲出去。但一只手从后面拉住了他。

是赵德胜。

"老陈，你别冲动！"赵德胜在他身后低声说，"你现在出去，连你自己也搭进去！"

"他们打我师傅！"

"我知道！但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你出去了不但救不了方师傅，连你自己也得被批！你想想秀英嫂子，想想建国！"

陈守正的身体在发抖。他的拳头攥紧了又松开，松开了又攥紧。最终，他低下了头，没有走出去。

这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时刻之一。

多年以后，他对孙子陈昊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声音里仍然带着愧疚：

"我没出去。我怕了。我不是英雄，昊子。我只是个普通人。"

三

方远志被关进了"牛棚"。

所谓"牛棚"，是油田附近一个废弃的仓库，被改造成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里面关着十几个人——有被打倒的干部，有被批判的知识分子，有被指控为"特务"或"叛徒"的普通工人。他们白天被押出去劳动改造——挖沟、搬砖、清粪——晚上被关在仓库里，睡在水泥地上。

方远志在牛棚里待了四年。

四年里，他经受了多少折磨，陈守正不完全知道。他只知道方远志的身体被搞垮了——一个曾经健壮的中年知识分子，出来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走路需要拄拐。

但在牛棚里的四年，方远志没有放弃他的研究。

他没有纸，没有笔，没有资料。但他有脑子。他把他几十年积累的地质知识、对松辽盆地地层的所有记忆，在脑海中反复推演、整理、完善。他把那些数据和分析，像编书一样，一章一节地存储在记忆里。

后来方远志对陈守正说："那四年，我把脑子里的东西全理了一遍。以前太忙，没时间好好想。在牛棚里，有的是时间。我把大庆油田的地层剖面从头到尾想了三遍，想通了好多以前没想通的问题。"

陈守正听着，心酸得说不出话来。

在那四年里，陈守正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送饭。

他每隔两三天，就会在晚上偷偷地来到牛棚外面，把用报纸包着的馒头和咸菜，从围墙的一个破洞里塞进去。有时候他会附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简单的几个字："师傅，保重。"或者"外面一切都好，你放心。"

他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不是因为他的行动有多隐秘，而是因为牛棚的看守也是油田的工人，其中有些人对方远志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同情的，只是不敢公开表达。他们看见了，也假装没看见。

第二件事更加重要——他暗中保存了方远志的研究手稿。

方远志在被批斗之前，把他多年积累的研究资料——包括岩芯分析记录、地层对比图、构造演化模型和几篇未完成的论文——装在一个铁皮箱子里，藏在了地质研究院仓库的杂物堆下面。他在被带走之前，只对陈守正说了一句话："仓库里，第三排架子，最下面，铁箱子。"

陈守正听懂了。

从那天起，那个铁箱子就成了他最大的秘密。

他把铁箱子从仓库里偷偷转移到了自己家干打垒房子的地板下面——他在铺地板的砖头下面挖了一个坑，刚好能放下那个箱子。然后他把砖头重新铺好，上面放上柜子，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

刘秀英知道这件事。她什么也没问，只是说了一句："你的事我不管，但别连累孩子。"

"不会的。"陈守正说。

"你说不会就不会？"刘秀英瞪了他一眼，"你自己小心着点。"

在此后的几年里，有好几次，造反派到陈守正家里"搜查"——他们怀疑他"窝藏"方远志的"反动材料"。每次搜查之前，陈守正都会提前得到消息——油田上的消息传得快——然后他和刘秀英就把柜子挪开，把砖头下面的铁箱子再往深处挖一挖，上面盖上土，再铺上砖，压上柜子。

造反派翻遍了屋子，什么也没找到。

"陈守正，你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一个造反派头头盯着他问。

"我藏什么了？"陈守正面不改色，"你看看，就这间屋子，能藏什么？"

造反派头头看了看这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干打垒房子，确实没有什么能藏东西的地方，骂骂咧咧地走了。

等人走了以后，刘秀英才从隔壁邻居家把建国抱了回来。她看了看陈守正额头上渗出的冷汗，冷笑了一声："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当好人。"

"不是当好人，"陈守正说，"是做人的本分。"

刘秀英没再说话。她默默地给他倒了一碗热水，然后去厨房做饭了。

那些年，油田上的日子越来越诡异。

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今天是"清理阶级队伍"，明天是"一打三反"，后天又是"批林批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批人被揪出来批判，然后又有一批人被"解放"出来。上上下下，翻来覆去，谁也不知道明天会轮到谁。

陈守正学会了低调做人。他每天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不发表任何对时局的看法，不参加任何派系的活动。他把自己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不管外面的风向怎么变，油井里的油还是要抽的，地层里的数据还是要分析的。

"我不管你是'左'还是'右'，"他对一个试图拉他参加派系斗争的同事说，"我只管地下的油往哪个方向流。"

这句话后来在油田上传开了，有人说他"立场不坚定"，也有人说他"滑头"。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理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能够守住本职工作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刘秀英也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她是"反动学术权威"的徒弟的家属——这个身份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包袱。有人劝她跟陈守正"划清界限"，她一口回绝了。

"我嫁的是陈守正这个人，不是什么'白专分子'。"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大得整条巷子都听得见，"谁要是觉得我有问题，来找我理论！"

没有人敢来找她理论。刘秀英的泼辣在油田上是出了名的，就连造反派的人对她也有几分忌惮。

但刘秀英心里是害怕的。她只是把害怕藏在了泼辣的外表下面。每天晚上，她都要等陈守正安全回了家，才能安心地入睡。如果陈守正加班到很晚，她就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听见他的脚步声为止。

小芳和小梅渐渐长大了，开始上学了。她们在学校里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同学的欺负——因为她们爸爸是"白专分子"。小芳有一次回家哭，说同学骂她是"反动派的崽子"。刘秀英把女儿搂在怀里，说："别听他们胡说。你爸爸是好人，是天底下最好的人。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赵德胜在这段时期里，一直默默地陪伴着陈守正。这个大大咧咧的河北汉子，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里，表现出了难得的忠诚和智慧。他从来不在公开场合替方远志说话——那样做只会让自己也搭进去——但他会在私下里给陈守正打气，帮他分担一些工作，有时候还会偷偷地帮他照顾家里。

"老赵这人，"刘秀英后来说，"嘴上大大咧咧的，心里比谁都明白。"

四

一九七二年秋天，赵德胜死了。

那是在一次井喷事故中。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赵德胜所在的钻井队在萨北开发区打一口调整井。钻到了高压油气层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井喷。天然气裹挟着原油和泥浆，从井口猛烈地喷出来，喷到了二十多米高的空中。

赵德胜是当班司钻——操纵钻机的人。井喷发生的时候，他本可以第一个跑。但他没有跑。他知道，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关上防喷器，井喷就会失控，整口井就完了，旁边还有两口正在生产的油井，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更大的事故。

他冲向了防喷器的手动操作杆。

防喷器在井口的侧面，距离井口不到十米。那个位置正处于井喷的直接冲击范围内。赵德胜冲到操作杆前面的时候，一块从井口喷出来的石头——拳头大小的砾岩碎块——击中了他的头部。

他摇晃了一下，但没有倒。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拉下了防喷器的手柄。

防喷器的闸板合上了，井口被封住了。井喷的压力骤然下降，喷出来的油气柱开始回落。

赵德胜倒在了井口旁边。

当工友们把他抬到油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呼吸了。他的安全帽被石头砸裂了，头部的伤口血流不止。他的工服被原油浸透了，整个人像是从黑色的染缸里捞出来的。

陈守正赶到医院的时候，赵德胜已经被白布盖上了。

他站在病床前面，看着白布下面那个隆起的轮廓——那是他的战友，他的兄弟，那个在火车上跟他说"猪肉炖粉条"的大块头，那个在泥浆池里跳进去又跳出来的铁汉，那个在荒原上喊着号子拉六十吨钻机的疯子——

他弯下腰，掀开了白布。

赵德胜的脸很平静。嘴角甚至微微上翘着，像是睡着了在做一个好梦。但他的左半边脸被砸塌了，血肉模糊。

陈守正把白布重新盖好，走出了病房。

他走到医院外面的空地上，蹲下来，双手抱着脑袋，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嚎叫。那声音不像人类的声音，像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在嚎叫。

刘秀英后来对邻居说："我从没见老陈那样哭过。他这辈子就哭过两次，一次是他娘去世，一次就是老赵。"

赵德胜的追悼会在油田的公墓举行。公墓在油田东边的一个小山坡上，那里已经埋了好几百人——都是在会战和后来的开发中牺牲的石油工人。

陈守正在赵德胜的墓前站了很久。墓碑上刻着几行字："赵德胜同志，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七二年，大庆油田优秀石油工人，因公殉职，永垂不朽。"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酒——就是他们当年在井架下喝过的那种高粱酒——拧开盖子，把一半倒在了墓前的土地上，一半灌进了自己的喉咙。

酒液渗入黑色的泥土中，瞬间就消失了。

"老赵，"他对着墓碑说，声音沙哑但平静，"你说过，咱们一起干到退休。你走了，你那份我替你干完。你放心。"

他站起身，把空酒瓶放在墓碑旁边，转身走了。

从那天起，陈守正工作起来比以前更拼命了。他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油田的地质研究中，仿佛只要不停地工作，就不会有时间去想那些让他痛苦的事情。

方远志在牛棚里得知赵德胜牺牲的消息后，沉默了一整天。那天晚上，他在仓库的水泥地上，用指甲刻下了一行字："赵德胜，真铁人。"

那行字在水泥地上留了很久，直到牛棚被拆除。

五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中国石油工业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一段时期。

一方面，油田的正常生产和科研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大批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批斗、下放或关押，许多科学管理制度被废除，"唯生产力论"被批判，"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荒谬口号盛行。

但另一方面，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线石油工人，顶住了种种干扰和压力，坚持生产。王进喜在一九七〇年因病去世之前，还在病床上关心着油田的生产情况。他留下的遗言是："我不行了，你们要接着干。要把油田管好，多出油，出好油。"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一九六六年，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为一千一百三十一万吨；到了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吨——增长了将近八倍。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默默坚守。

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站着一群人。

一九六八年，油田开始大规模推广"早期注水"开发技术——通过向油层注水来维持地层压力，从而提高采收率。这项技术需要大量的地质分析数据作为支撑。陈守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在资料室里蹲了三个月，把全油田几百口井的地层数据重新梳理了一遍，编制了一套完整的注水开发方案。这套方案后来被证明是大庆油田稳产高产的关键技术之一。

一九七〇年，王进喜去世了。这个消息传到地质研究院的时候，陈守正正在加班。他放下手里的笔，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的井架，站了很久。

"老铁，"他在心里说，"你放心。我们会接着干。"

一九七一年，油田开始向年产五千万吨的目标冲刺。那是大庆油田开发史上最紧张的一年。所有的技术干部都被派到了一线，陈守正也不例外。他在井场上连续待了两个多月，白天分析数据，晚上写报告，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

那些日子里，支撑他的，除了对石油的信念，还有赵德胜的那句话："咱们一起干到退休。"

赵德胜在一九七二年兑现不了这句话了。但陈守正会替他兑现。

一九七六年，当原油产量达到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吨的消息传来时，陈守正独自走到了赵德胜的墓前。墓碑上的字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了，但那个名字——赵德胜——依然清晰。

"老赵，"他蹲在墓前，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他平时不抽烟，但每次来看赵德胜都会带一根——点上，放在墓碑旁边，"八千七百多万吨了。你听见没有？咱们从一九六〇年干到现在，十六年，翻了八倍。你在天上看见了吗？"

烟在墓碑旁边静静地燃烧着，青色的烟雾在微风中袅袅升起。

"你说的一起干到退休，"陈守正的声音有些沙哑，"你那份，我替你干。你放心。"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转身走了。

他的背影在夕阳中拉得很长，像一道孤独的剪影，投射在墓地的黄土上。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无数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默默坚守。

陈守正是其中的一个。

在这十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地质技术员成长为油田地质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他没有上过大学，但他跟着方远志学了十几年，加上自己刻苦钻研，实际水平已经不亚于科班出身的毕业生。他编制的多份地层对比报告和开发方案，得到了油田上下的一致认可。

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年里，他暗中保护了方远志的研究成果。那个藏在地板下面的铁箱子，像一颗种子，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消息传到大庆油田的那天，陈守正正在办公室里写报告。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

天很蓝。蓝得透明，蓝得纯粹，像是有人用一把巨大的刷子，把天空中所有的乌云都刷掉了。

"结束了。"他轻声说。

然后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笔，继续写他的报告。

报告的第一行字是："关于萨北开发区高含水期剩余油分布规律的研究。"

他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十年。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他失去了很多——失去了方远志在身边的指导，失去了赵德胜这个生死兄弟，失去了作为一个正常技术人员应有的尊严和安宁。他被人怀疑过、监视过、威胁过。他的家被搜查过，他的工作被干扰过，他写过的报告被人拿去当作"批判"的素材。

但他也守住了很多。

他守住了方远志的研究手稿——那个铁箱子里的每一张纸都完好无损。他守住了自己的良心——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他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有揭发过一个人，没有参与过一次不公正的批判。他守住了自己的专业——十年间他编制的每一份地质报告，都是凭着真本事、真数据写出来的。

最重要的是，他守住了一个承诺——对赵德胜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一起干到退休。你那份，我替你干完。"

他还没有退休。他还得继续干。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陈守正在办公室里重新整理了过去十年的工作笔记。他把那些在动荡中写下的数据和报告分门别类地归档，发现了一个令自己吃惊的事实：十年间，他一共完成了四十七份地质分析报告，参与了三十二口新井的选址论证，编制了十二套开发方案。

这些数字，是在白天被批斗、晚上偷偷写报告的条件下完成的。

"人这一辈子，"他后来对孙子说，"总会遇到几段暗路。暗路上你看不见前面的光，但你知道光是存在的。你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走，别停下来。走着走着，天就亮了。"

天确实亮了。

六

文革结束以后，油田开始为被错误批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

方远志的平反是在一九七七年春天。

那天上午，陈守正开着一辆吉普车去牛棚——现在已经不叫牛棚了，叫"学习班"——接方远志。

方远志从那个破仓库里走出来的时候，陈守正几乎认不出他了。

他的师傅瘦得脱了相，脸颊凹了下去，颧骨高高地突出来。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而是彻底的、雪白的白。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裤腿上还沾着劳动改造时留下的泥渍。他走路有些蹒跚，但腰板还是直的。

"师傅。"陈守正迎上去。

方远志看着他，微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让陈守正心酸不已——那是一种经历了四年非人折磨之后，依然保持着尊严和温和的笑容。

"守正。"方远志的声音沙哑但平稳，"几年不见，你老了。"

"您也老了，师傅。"

"是啊。"方远志抬头看了看天空，深吸了一口气，"但我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能接着干。"

陈守正把他扶上了吉普车。

"师傅，我有东西给您看。"

他把车开到了自己家门口，进去以后，挪开柜子，掀开砖头，从地下挖出了那个铁箱子。

方远志接过箱子的时候，手在发抖。他打开箱盖，看见里面那些整整齐齐的资料——岩芯分析记录、地层对比图、构造演化模型、几篇未完成的论文——一张不少，一张没坏。

他蹲在地上，把那些资料一张一张地翻出来，手指轻轻摩挲着纸面，像是在抚摸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十年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十年了，你替我保管了十年。"

"应该的。"陈守正蹲在他旁边，"师傅，这些东西是您的心血，也是咱们油田的宝贝。我不能让它们毁了。"

方远志抬起头，看着陈守正。他的眼睛——那双在牛棚里被折磨了四年但依然明亮的眼睛——里满是泪光。

"守正，"他说，"谢谢你。"

"师傅，您别……"

"让我说完。"方远志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我这辈子最对的事，就是收了你这个徒弟。不是因为你帮我保管了这些东西，是因为你在那个年月里，还敢做一个对的事。你知道这有多难得吗？多少人在那个年月里，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你敢把东西藏起来，你敢给我送饭——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

陈守正低下了头。

两个男人蹲在干打垒房子的地板上，面对着一箱子的地质资料，沉默了很久。

最后，方远志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好了，"他说，"不哭了。哭完了，该干活了。"

他拿起箱子里最厚的那沓资料——那是他关于松辽盆地深层油气勘探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翻了翻，然后对陈守正说：

"守正，帮我找几本最新的地震勘探资料。我在牛棚里想了四年，有些想法需要验证。"

"好。"

"还有，帮我联系一下北京的图书馆。我要查一些国外的文献。"

"好。"

"还有——"他推了推鼻梁上那副不存在的眼镜——他的眼镜在四年前被打掉了，后来一直没有配新的——"帮我配一副眼镜。我这眼睛，现在看近处的字看不清楚了。"

陈守正笑了。

这是十年来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