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下岗潮中的眼泪
纸飞机编辑部 · 7534字
一
一九九七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月底的一场寒流,把华东炼化厂厂区里那排法国梧桐的叶子一夜之间全打落了。枯黄的叶子铺满了水泥路面,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低地哭泣。
陈建国站在催化裂化车间的更衣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名单上有二十七个名字,是车间这一轮"减员增效"中要被分流的人员。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他知道,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
"陈主任,"身后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听说明天要公布名单了?"
陈建国转过身,看见操作工小赵站在走廊尽头,脸上带着一种惶恐的表情。小赵今年三十一岁,在车间干了八年,老婆在厂办幼儿园当老师,去年刚生了个儿子。他是陈建国手下的骨干,干活踏实,人也老实。
"小赵,你……"陈建国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主任,我就想知道,名单上有没有我。"小赵的声音发颤,"我老婆上个月刚被厂办幼儿园裁了,说是幼儿园要社会化。我要再被裁了,一家人吃什么?房贷还没还完呢……"
陈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小赵,你不在这一批名单上。你的技术过硬,车间需要你。"
小赵的眼圈红了,深深鞠了一躬:"谢谢陈主任。"然后转身走了,脚步踉踉跄跄的。
陈建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心里像被刀子剜了一下。他知道,小赵虽然这一轮安全了,但下一轮呢?下下一轮呢?这场"减员增效"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没有人知道它会刮到哪里才停。
一九九七年,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分水岭。
九月召开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三年脱困"。石化行业首当其冲——全国石化系统有职工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富余人员高达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将近四十万人要在三年之内离开他们的岗位。
四十万人。每一个"人"字后面,都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
华东炼化厂的情况更加严峻。这个建厂三十多年的老企业,在职职工六千多人,离退休人员四千多人,加上家属、子女,整个厂区生活着两万多人。厂里办的学校、医院、食堂、澡堂、电影院、幼儿园,每年光后勤支出就是两千多万。而厂里的年利润不过三千万出头,也就是说,赚来的钱有一大半被用来养活这个"小社会"了。
"不改不行。"周志远在厂务会上说。
周志远是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三十五岁,留美博士,去年刚从总公司机关调来当经营处处长。他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是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厂里被视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你们看看报表,"周志远把一叠财务报表摔在桌上,"今年一到九月,全厂亏损一千二百万。主要原因是什么?人员成本太高、管理效率太低、产品附加值太低。我们六千人干的活,人家韩国的同类工厂一千人就够了。我们不是在做企业,是在办社会福利。"
"话是这么说,"老周——就是当年那个车间主任,现在已经升为生产副厂长——慢悠悠地接过话,"但这些人都是在厂里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职工,你让他们下岗,他们上哪去?他们一辈子就学了这个手艺,出去了能干什么?"
"这就是改革的代价。"周志远的语气很冷静,"不改,大家一起死;改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厂子要是垮了,六千人全失业,那才叫真的惨。"
会场上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知道周志远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往往是最难接受的。
陈建国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低着头,不说话。作为催化裂化车间的副主任,他既要执行上面的政策,又要面对下面的职工。他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那天晚上回到家,妻子张素梅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张素梅是厂办文书科的科员,在厂里干了十年,性格温柔,做事细致,是陈建国的贤内助。
"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张素梅端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
陈建国把减员分流的事情大致说了说。张素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们文书科也要分流了。科长今天开会说,科室人员要裁掉一半。"
陈建国手里的筷子停在了半空。
"你……你在名单上?"
"还不知道。但我在科里资历最浅,又是个女同志,多半是跑不了的。"张素梅的语气很平静,但陈建国看见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谁也没有睡着。窗外传来厂区广播站播放的《明天会更好》的旋律,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
"素梅,"陈建国终于开口了,"不管你下不下岗,咱们家都能过下去。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
"我知道。"张素梅打断了他,"我不是担心过不下去。我是……我在厂里干了十年了,那里有我的朋友、我的生活。突然让我离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陈建国伸出手,握住了妻子的手。黑暗中,他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别怕。"他说,"不管怎么样,有我在。"
二
一九九八年三月,张素梅下岗了。
那天是星期三。张素梅像往常一样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看见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铁青。她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素梅,坐吧。"科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找你谈谈。"
谈话很短,不到十分钟。科长说了很多"形势""大局""困难"之类的词,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你的名字在这一批分流名单上。厂里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内部退养,每月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二是自谋职业,一次性发给两万元安置费。"
张素梅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声"知道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装进一个纸箱里。一个搪瓷茶杯、一盆绿萝、一摞文件、一个相框——相框里是她和陈建国的结婚照。
同事们看着她收拾东西,有的假装忙碌不敢看她,有的走过来轻声安慰两句。和她同一批下岗的小刘趴在桌上哭了起来,张素梅反而去安慰她:"别哭了,哭也没用。天塌不下来。"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张素梅抱着那个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在厂区的水泥路上。这条路她走了十年,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她都认识。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以"职工"的身份走这条路了。
回到家,她把纸箱放在门口,关上房门,终于忍不住了。她坐在床边,双手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泪水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她的裤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哭了三天。
不是号啕大哭,是那种安安静静的、咬着被角的哭。陈建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默默地给她做饭、倒水、收拾家务。七岁的陈昊不明白妈妈怎么了,拿着自己的画跑到妈妈床前:"妈妈你看,我画了一个大太阳。"
张素梅把儿子搂在怀里,眼泪又流了下来。
"昊昊,妈妈没事。妈妈就是……有点累了。"
第四天早上,张素梅洗了脸,梳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出房间。她看见陈建国坐在客厅里等她,眼圈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他也三天没睡好觉了。
"建国,"张素梅说,"我想好了。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得出去找活干。"
"你……你想好了?不着急,先休息一阵——"
"不。"张素梅的语气很坚定,"越在家待着越难受。我还年轻,不能就这么废了。"
她选择了自谋职业,拿了两万元安置费。然后,她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再就业之路。
她先是在厂区附近的一家小超市当收银员,月薪四百元——只有她在厂里工资的三分之一。每天站八个小时,腿都肿了。干了三个月,超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然后她去了一家私人企业当文员,月薪六百元。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国企出来的人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视,开会的时候当面说:"你们国企出来的人,就是养尊处优惯了,吃不了苦。"张素梅咬着牙忍了,但干了半年,老板以"效益不好"为由把她辞退了。
后来她又去学了打字复印,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打字复印店。开业第一天,来了三个客人,赚了十五块钱。她高兴得晚上回家多做了一个菜。
"你至于吗?十五块钱也高兴成这样。"陈建国笑着说。
"当然至于。"张素梅一边炒菜一边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以前在厂里,工资是国家发的,觉得理所当然。现在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有一种踏实感。"
打字复印店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张素梅手脚麻利,服务周到,价格也公道,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来她这里复印。后来她又增加了打字排版、名片设计、照片冲印等业务,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一个下岗的姐妹帮忙。
一年以后,打字复印店的月收入稳定在了两千多元,比她在厂里的工资还高。
"你看,天确实没塌下来。"张素梅对陈建国说,脸上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笑容。
陈建国看着妻子,心里既心疼又佩服。他不知道,如果换成自己,能不能像她这样坚韧。
三
但陈建国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作为催化裂化车间的副主任,他是执行"减员分流"任务的一线管理者。这意味着,他要亲自把那张写满名字的名单念给全车间的人听,然后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对不起,你被分流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痛苦的事。
第一个被他约谈的是老杨。老杨今年五十三岁,在车间干了二十八年,是催化裂化装置的元老级人物。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那是二十八年操作的印记。他还有三年就退休了,但因为学历低、技术水平在考核中排名靠后,被列入分流名单。
"杨师傅,"陈建国斟酌着措辞,"厂里的政策你也知道……"
老杨摆了摆手:"小陈,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不就是嫌我老了、没用了嘛。"
"杨师傅,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的?"老杨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我十八岁进这个厂,从挖地基开始干起。这套催化装置,我是看着它建起来的,每一个阀门、每一根管线,都是我亲手安装的。二十八年,我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迟到过一次。逢年过节值班,哪一次不是我老杨顶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展开,放在陈建国的面前。那是一张奖状——"一九八五年先进工作者",下面盖着厂里的大红印章。
"三十年工龄,就换来这张纸和一句'你被分流了'。"老杨的声音终于有了颤抖,"小陈,你告诉我,我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就这么被扔了?"
陈建国无言以对。他看着那张奖状,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但每一笔每一画都清清楚楚。他能说什么呢?说"这是改革的需要"?说"大局为重"?说"组织上会妥善安排"?这些话在老杨二十八年的汗水面前,苍白得像一张废纸。
"杨师傅……"他站起来,给老杨倒了一杯水,双手递过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您对这个厂子的贡献,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这次分流,不是您不好,是……是厂子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老杨没有接那杯水。他站起来,把那张奖状慢慢叠好,放回口袋,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话:"小陈,我不怨你。但我这辈子,不值。"
门关上以后,陈建国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双手抱着头,好久没有动。
这样的谈话,他一天要做十几个。每一次都像在心口上割一刀。
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沉默,有人求情。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抱着陈建国的胳膊不撒手:"陈主任,求求你,别让我下岗。我男人去年出车祸瘫了,家里全靠我一个人挣钱,孩子还在上学……"
陈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劝走。然后他跑到厕所里,吐了一地。
那段时间,陈建国瘦了十几斤。他白天强撑着笑脸在车间里转,晚上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素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有一天深夜,陈建国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张素梅说:"素梅,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改革到底对不对?我们让这么多人丢了饭碗,毁了他们的生活,这算什么改革?"
张素梅想了想,说:"建国,你还记得我下岗那三天吗?我哭了三天,觉得天都塌了。但现在你看,我开了打字店,挣得比在厂里还多。我不是说下岗是好事,但如果没有这一逼,我可能一辈子就在那个办公室里混日子了。有些人是能闯出来的,有些人需要帮助。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肩上。"
"可是老杨那样的人呢?他五十三了,一辈子就会操作催化装置,你让他出去干什么?"
张素梅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说得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闯出一条路的。那些年纪大、学历低、技能单一的工人,被抛出体制之后,就像鱼被扔到了岸上。
"你只能尽力帮他们。"张素梅最后说,"帮他们争取最好的安置条件,帮他们找再就业的机会。这是你能做的。"
四
周志远在这个时候,成了陈建国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个留美博士,在所有人都在为下岗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却异常冷静。他在厂务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与其被动分流,不如主动转型。厂里可以拿出一部分资产,组建几个多种经营的公司——运输公司、安装公司、技术服务公司——让分流职工以入股的方式参与,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能行吗?"老周表示怀疑,"那些人一辈子在装置上干活,让他们去搞运输、搞安装,能干得了?"
"干不了可以学。"周志远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一家石化企业的附属服务公司,就是由分流职工组建的。他们做的是装置检修、管道清洗、防腐保温这些活,利润比主业还高。为什么?因为这些活是刚需,而且市场竞争没有那么大。"
"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老周嘟囔了一句。
"中国也得走这条路。"周志远的语气不容置疑,"你们想想,现在不下决心改,等三年后'脱困'期限到了,厂子还是亏损,那就不是分流几十个人的事了,是全厂六千人一起完蛋。"
陈建国支持了周志远的方案。他利用自己在车间的人脉和威望,挨个找那些被列入分流名单的职工谈话,说服他们加入新组建的多种经营公司。
"杨师傅,"他又找到了老杨,"我给你找了个活。厂里要组建一个安装检修公司,需要懂装置的人来带队伍。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老杨看了他一眼:"让我去当包工头?"
"不是包工头,是技术总监。"陈建国认真地说,"您二十八年的经验,全厂没人比您更懂这套装置。以后厂里的检修活,都得靠您把关。而且,这个公司职工入股,您是创始股东,以后赚了钱有分红。"
老杨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老杨来找陈建国:"小陈,我干了。不为别的,就为你这句话——'全厂没人比您更懂这套装置'。我老杨这辈子就会这个,不干这个干什么?"
多种经营公司在磕磕绊绊中运转了起来。第一年很艰难——运输公司只有五辆旧卡车,安装公司连像样的工具都没有,技术服务公司接不到单子。但周志远有办法,他跑遍了周边所有的石化企业,一家一家地推销:"我们的人,都是三十年老厂出来的,技术过硬,价格公道。你们把检修的活交给我们,保质保量。"
第二年,安装公司接到了第一笔大单子——附近一家化工厂的催化装置大修,合同金额八十万。老杨带着三十多个分流职工,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提前十天完工,质量全优。甲方非常满意,又追加了一个一百二十万的合同。
到一九九九年底,几家多种经营公司加起来已经安置了三百多名分流职工,年营业收入突破了八百万。虽然和主业比起来只是个小数目,但对于那些下岗工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看,"周志远对陈建国说,"我就说嘛,改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陈建国苦笑了一下:"可这一线生机,是用多少人的眼泪换来的。"
"改革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周志远推了推眼镜,"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日本的明治维新,哪一次不是伴随着巨大的阵痛?但回头看,那些经历了阵痛的国家,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那些被阵痛碾碎的人呢?"陈建国问。
周志远沉默了。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
五
一九九九年的除夕夜,陈守正家里的年夜饭吃得格外沉闷。
陈守正去年正式退休了。干了一辈子石化,退下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技术顾问"的虚衔,实际上就是在家待着。他很不适应——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了上班的铃声、没有了会议的喧嚣、没有了装置的轰鸣。他在家里坐不住,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厂区转悠,看看那些他亲手建起来的装置,摸摸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管道。
"爸,您别老往厂里跑了。"陈建国劝他,"天冷,路上又滑。"
"我在家干什么?看那个什么《还珠格格》?"陈守正瞪了儿子一眼。
除夕夜的饭桌上,三代人围坐在一起。陈守正和老伴王秀兰坐在上首,陈建国和张素梅坐在两边,七岁的陈昊坐在末尾,低头扒饭。桌上的菜很丰盛——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虾仁、蒜泥白肉——但气氛却不像往年那样热闹。
陈守正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他看着儿子,问:"建国,厂里的事我听说了。减员分流,搞得怎么样?"
"还在推。"陈建国说,"今年分流了八百多人,明年还有五百多。"
"八百多人……"陈守正喃喃地重复了一遍,"都是老人了吧?"
"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政策面前,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陈守正又喝了一口酒,"我当年带的那些兵,有不少被分流了吧?"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知道答案——父亲当年带过的很多老工人,确实在这一轮分流中下岗了。
"守正,"王秀兰在旁边拉了拉丈夫的袖子,"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了。"
"不,我要说。"陈守正放下酒杯,看着儿子,"建国,你做得对。"
陈建国愣住了。这是父亲第一次肯定他的工作。
"时代变了。"陈守正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们那个年代,国家说了算,一切听安排。现在不同了,要讲效益、讲市场、讲竞争。我不完全理解这些东西,但我知道,不变不行。这个厂子如果不改,早晚要垮。到时候不是分流八百人,是六千人全完。"
他停了停,又说:"我退了以后,天天在家想一个问题——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事是什么?不是当了什么官、提了什么级,是把你们几个带出来了。你、文渊,还有那些年轻人,你们比我们这一代强。你们有文化、有见识、有胆量。这个厂子交到你们手里,我放心。"
陈建国的眼眶红了。他端起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爸,谢谢您的理解。"
陈守正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他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搞这些虚的。来,昊昊,到爷爷这里来。"
陈昊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爷爷身边。陈守正把孙子抱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头——那是一块灰褐色的岩芯标本,是他在大庆油田时留下来的,上面有一个个微小的孔隙,那是石油储存过的痕迹。
"昊昊,闻闻这个。"陈守正把岩芯标本放到孙子鼻子底下。
陈昊凑上去闻了闻,皱起了小鼻子:"臭臭的!"
全家人都笑了。陈守正也笑了,但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湿润。
"这个味道,"他对孙子说,"是石油的味道。爷爷这辈子就是跟这个味道打交道的。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想当科学家!"陈昊大声说。
"好,当科学家好。"陈守正摸了摸孙子的头,"不管干什么,都要记住一件事——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认真。这是爷爷教你的。"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一家人短暂的温情中悄然流逝。
没有人知道,新世纪会带来什么。
但陈建国知道,无论带来什么,他都必须面对。因为他是陈守正的儿子,是石化人的后代。这个身份,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枷锁。
夜深了,陈建国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厂区的灯火。那些灯火在冬夜的寒风中微微颤抖,像一群即将远行的人在挥手告别。
"改革到底对不对?"他在心里又问了自己一遍。
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还是得穿上工装,走进车间,面对那些焦虑的面孔,继续做那些他不想做但必须做的事。
这就是他的命。
也是这个时代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