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下岗潮中的眼泪

一

一九九七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月底的一场寒流，把华东炼化厂厂区里那排法国梧桐的叶子一夜之间全打落了。枯黄的叶子铺满了水泥路面，被风卷起来又落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低低地哭泣。

陈建国站在催化裂化车间的更衣室门口，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名单上有二十七个名字，是车间这一轮"减员增效"中要被分流的人员。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他知道，这张纸上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

"陈主任，"身后传来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听说明天要公布名单了？"

陈建国转过身，看见操作工小赵站在走廊尽头，脸上带着一种惶恐的表情。小赵今年三十一岁，在车间干了八年，老婆在厂办幼儿园当老师，去年刚生了个儿子。他是陈建国手下的骨干，干活踏实，人也老实。

"小赵，你……"陈建国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好。

"陈主任，我就想知道，名单上有没有我。"小赵的声音发颤，"我老婆上个月刚被厂办幼儿园裁了，说是幼儿园要社会化。我要再被裁了，一家人吃什么？房贷还没还完呢……"

陈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小赵，你不在这一批名单上。你的技术过硬，车间需要你。"

小赵的眼圈红了，深深鞠了一躬："谢谢陈主任。"然后转身走了，脚步踉踉跄跄的。

陈建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心里像被刀子剜了一下。他知道，小赵虽然这一轮安全了，但下一轮呢？下下一轮呢？这场"减员增效"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没有人知道它会刮到哪里才停。

一九九七年，是中国国企改革的一个分水岭。

九月召开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三年脱困"。石化行业首当其冲——全国石化系统有职工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富余人员高达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将近四十万人要在三年之内离开他们的岗位。

四十万人。每一个"人"字后面，都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

华东炼化厂的情况更加严峻。这个建厂三十多年的老企业，在职职工六千多人，离退休人员四千多人，加上家属、子女，整个厂区生活着两万多人。厂里办的学校、医院、食堂、澡堂、电影院、幼儿园，每年光后勤支出就是两千多万。而厂里的年利润不过三千万出头，也就是说，赚来的钱有一大半被用来养活这个"小社会"了。

"不改不行。"周志远在厂务会上说。

周志远是厂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三十五岁，留美博士，去年刚从总公司机关调来当经营处处长。他个子不高，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一句话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他是市场化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在厂里被视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你们看看报表，"周志远把一叠财务报表摔在桌上，"今年一到九月，全厂亏损一千二百万。主要原因是什么？人员成本太高、管理效率太低、产品附加值太低。我们六千人干的活，人家韩国的同类工厂一千人就够了。我们不是在做企业，是在办社会福利。"

"话是这么说，"老周——就是当年那个车间主任，现在已经升为生产副厂长——慢悠悠地接过话，"但这些人都是在厂里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职工，你让他们下岗，他们上哪去？他们一辈子就学了这个手艺，出去了能干什么？"

"这就是改革的代价。"周志远的语气很冷静，"不改，大家一起死；改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厂子要是垮了，六千人全失业，那才叫真的惨。"

会场上一片沉默。所有人都知道周志远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往往是最难接受的。

陈建国坐在会议桌的一端，低着头，不说话。作为催化裂化车间的副主任，他既要执行上面的政策，又要面对下面的职工。他夹在中间，两头受气。

那天晚上回到家，妻子张素梅已经把晚饭做好了。张素梅是厂办文书科的科员，在厂里干了十年，性格温柔，做事细致，是陈建国的贤内助。

"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张素梅端了一碗汤放在他面前。

陈建国把减员分流的事情大致说了说。张素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建国，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我们文书科也要分流了。科长今天开会说，科室人员要裁掉一半。"

陈建国手里的筷子停在了半空。

"你……你在名单上？"

"还不知道。但我在科里资历最浅，又是个女同志，多半是跑不了的。"张素梅的语气很平静，但陈建国看见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谁也没有睡着。窗外传来厂区广播站播放的《明天会更好》的旋律，在寂静的夜里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讽刺。

"素梅，"陈建国终于开口了，"不管你下不下岗，咱们家都能过下去。我的工资虽然不多，但……"

"我知道。"张素梅打断了他，"我不是担心过不下去。我是……我在厂里干了十年了，那里有我的朋友、我的生活。突然让我离开，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陈建国伸出手，握住了妻子的手。黑暗中，他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别怕。"他说，"不管怎么样，有我在。"

二

一九九八年三月，张素梅下岗了。

那天是星期三。张素梅像往常一样早上七点半到办公室，看见科长坐在办公桌后面，脸色铁青。她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素梅，坐吧。"科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找你谈谈。"

谈话很短，不到十分钟。科长说了很多"形势""大局""困难"之类的词，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你的名字在这一批分流名单上。厂里给你两个选择：一是内部退养，每月发基本工资的百分之六十；二是自谋职业，一次性发给两万元安置费。"

张素梅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只是点了点头，说了一声"知道了"，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一件地装进一个纸箱里。一个搪瓷茶杯、一盆绿萝、一摞文件、一个相框——相框里是她和陈建国的结婚照。

同事们看着她收拾东西，有的假装忙碌不敢看她，有的走过来轻声安慰两句。和她同一批下岗的小刘趴在桌上哭了起来，张素梅反而去安慰她："别哭了，哭也没用。天塌不下来。"

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张素梅抱着那个纸箱，一步一步地走在厂区的水泥路上。这条路她走了十年，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她都认识。今天，也许是最后一次以"职工"的身份走这条路了。

回到家，她把纸箱放在门口，关上房门，终于忍不住了。她坐在床边，双手捂着脸，无声地哭了起来。泪水从指缝间渗出来，滴在她的裤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她哭了三天。

不是号啕大哭，是那种安安静静的、咬着被角的哭。陈建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只能默默地给她做饭、倒水、收拾家务。七岁的陈昊不明白妈妈怎么了，拿着自己的画跑到妈妈床前："妈妈你看，我画了一个大太阳。"

张素梅把儿子搂在怀里，眼泪又流了下来。

"昊昊，妈妈没事。妈妈就是……有点累了。"

第四天早上，张素梅洗了脸，梳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出房间。她看见陈建国坐在客厅里等她，眼圈下面有明显的黑眼圈——他也三天没睡好觉了。

"建国，"张素梅说，"我想好了。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得出去找活干。"

"你……你想好了？不着急，先休息一阵——"

"不。"张素梅的语气很坚定，"越在家待着越难受。我还年轻，不能就这么废了。"

她选择了自谋职业，拿了两万元安置费。然后，她开始了一段艰辛的再就业之路。

她先是在厂区附近的一家小超市当收银员，月薪四百元——只有她在厂里工资的三分之一。每天站八个小时，腿都肿了。干了三个月，超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然后她去了一家私人企业当文员，月薪六百元。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对国企出来的人有一种不加掩饰的轻视，开会的时候当面说："你们国企出来的人，就是养尊处优惯了，吃不了苦。"张素梅咬着牙忍了，但干了半年，老板以"效益不好"为由把她辞退了。

后来她又去学了打字复印，在小区门口开了一家打字复印店。开业第一天，来了三个客人，赚了十五块钱。她高兴得晚上回家多做了一个菜。

"你至于吗？十五块钱也高兴成这样。"陈建国笑着说。

"当然至于。"张素梅一边炒菜一边说，"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以前在厂里，工资是国家发的，觉得理所当然。现在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有一种踏实感。"

打字复印店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张素梅手脚麻利，服务周到，价格也公道，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来她这里复印。后来她又增加了打字排版、名片设计、照片冲印等业务，一个人忙不过来，还雇了一个下岗的姐妹帮忙。

一年以后，打字复印店的月收入稳定在了两千多元，比她在厂里的工资还高。

"你看，天确实没塌下来。"张素梅对陈建国说，脸上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笑容。

陈建国看着妻子，心里既心疼又佩服。他不知道，如果换成自己，能不能像她这样坚韧。

三

但陈建国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作为催化裂化车间的副主任，他是执行"减员分流"任务的一线管理者。这意味着，他要亲自把那张写满名字的名单念给全车间的人听，然后一个一个地找他们谈话，告诉他们："对不起，你被分流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做过的最痛苦的事。

第一个被他约谈的是老杨。老杨今年五十三岁，在车间干了二十八年，是催化裂化装置的元老级人物。他的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那是二十八年操作的印记。他还有三年就退休了，但因为学历低、技术水平在考核中排名靠后，被列入分流名单。

"杨师傅，"陈建国斟酌着措辞，"厂里的政策你也知道……"

老杨摆了摆手："小陈，你不用说了，我明白。不就是嫌我老了、没用了嘛。"

"杨师傅，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的？"老杨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害怕，"我十八岁进这个厂，从挖地基开始干起。这套催化装置，我是看着它建起来的，每一个阀门、每一根管线，都是我亲手安装的。二十八年，我没请过一天病假，没迟到过一次。逢年过节值班，哪一次不是我老杨顶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展开，放在陈建国的面前。那是一张奖状——"一九八五年先进工作者"，下面盖着厂里的大红印章。

"三十年工龄，就换来这张纸和一句'你被分流了'。"老杨的声音终于有了颤抖，"小陈，你告诉我，我为国家干了一辈子，就这么被扔了？"

陈建国无言以对。他看着那张奖状，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褪色了，但每一笔每一画都清清楚楚。他能说什么呢？说"这是改革的需要"？说"大局为重"？说"组织上会妥善安排"？这些话在老杨二十八年的汗水面前，苍白得像一张废纸。

"杨师傅……"他站起来，给老杨倒了一杯水，双手递过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您对这个厂子的贡献，所有人都看在眼里。这次分流，不是您不好，是……是厂子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了。"

老杨没有接那杯水。他站起来，把那张奖状慢慢叠好，放回口袋，转身走了出去。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话："小陈，我不怨你。但我这辈子，不值。"

门关上以后，陈建国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双手抱着头，好久没有动。

这样的谈话，他一天要做十几个。每一次都像在心口上割一刀。

有人哭，有人骂，有人沉默，有人求情。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工抱着陈建国的胳膊不撒手："陈主任，求求你，别让我下岗。我男人去年出车祸瘫了，家里全靠我一个人挣钱，孩子还在上学……"

陈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劝走。然后他跑到厕所里，吐了一地。

那段时间，陈建国瘦了十几斤。他白天强撑着笑脸在车间里转，晚上回到家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张素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也不知道怎么劝他。

有一天深夜，陈建国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张素梅说："素梅，我有时候在想，这个改革到底对不对？我们让这么多人丢了饭碗，毁了他们的生活，这算什么改革？"

张素梅想了想，说："建国，你还记得我下岗那三天吗？我哭了三天，觉得天都塌了。但现在你看，我开了打字店，挣得比在厂里还多。我不是说下岗是好事，但如果没有这一逼，我可能一辈子就在那个办公室里混日子了。有些人是能闯出来的，有些人需要帮助。你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肩上。"

"可是老杨那样的人呢？他五十三了，一辈子就会操作催化装置，你让他出去干什么？"

张素梅沉默了。她知道丈夫说得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她一样闯出一条路的。那些年纪大、学历低、技能单一的工人，被抛出体制之后，就像鱼被扔到了岸上。

"你只能尽力帮他们。"张素梅最后说，"帮他们争取最好的安置条件，帮他们找再就业的机会。这是你能做的。"

四

周志远在这个时候，成了陈建国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这个留美博士，在所有人都在为下岗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却异常冷静。他在厂务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与其被动分流，不如主动转型。厂里可以拿出一部分资产，组建几个多种经营的公司——运输公司、安装公司、技术服务公司——让分流职工以入股的方式参与，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培育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能行吗？"老周表示怀疑，"那些人一辈子在装置上干活，让他们去搞运输、搞安装，能干得了？"

"干不了可以学。"周志远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一家石化企业的附属服务公司，就是由分流职工组建的。他们做的是装置检修、管道清洗、防腐保温这些活，利润比主业还高。为什么？因为这些活是刚需，而且市场竞争没有那么大。"

"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老周嘟囔了一句。

"中国也得走这条路。"周志远的语气不容置疑，"你们想想，现在不下决心改，等三年后'脱困'期限到了，厂子还是亏损，那就不是分流几十个人的事了，是全厂六千人一起完蛋。"

陈建国支持了周志远的方案。他利用自己在车间的人脉和威望，挨个找那些被列入分流名单的职工谈话，说服他们加入新组建的多种经营公司。

"杨师傅，"他又找到了老杨，"我给你找了个活。厂里要组建一个安装检修公司，需要懂装置的人来带队伍。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老杨看了他一眼："让我去当包工头？"

"不是包工头，是技术总监。"陈建国认真地说，"您二十八年的经验，全厂没人比您更懂这套装置。以后厂里的检修活，都得靠您把关。而且，这个公司职工入股，您是创始股东，以后赚了钱有分红。"

老杨沉默了很久。最后他说："你让我想想。"

三天后，老杨来找陈建国："小陈，我干了。不为别的，就为你这句话——'全厂没人比您更懂这套装置'。我老杨这辈子就会这个，不干这个干什么？"

多种经营公司在磕磕绊绊中运转了起来。第一年很艰难——运输公司只有五辆旧卡车，安装公司连像样的工具都没有，技术服务公司接不到单子。但周志远有办法，他跑遍了周边所有的石化企业，一家一家地推销："我们的人，都是三十年老厂出来的，技术过硬，价格公道。你们把检修的活交给我们，保质保量。"

第二年，安装公司接到了第一笔大单子——附近一家化工厂的催化装置大修，合同金额八十万。老杨带着三十多个分流职工，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提前十天完工，质量全优。甲方非常满意，又追加了一个一百二十万的合同。

到一九九九年底，几家多种经营公司加起来已经安置了三百多名分流职工，年营业收入突破了八百万。虽然和主业比起来只是个小数目，但对于那些下岗工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看，"周志远对陈建国说，"我就说嘛，改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陈建国苦笑了一下："可这一线生机，是用多少人的眼泪换来的。"

"改革从来都不是温情脉脉的。"周志远推了推眼镜，"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日本的明治维新，哪一次不是伴随着巨大的阵痛？但回头看，那些经历了阵痛的国家，都变得更加强大了。"

"那些被阵痛碾碎的人呢？"陈建国问。

周志远沉默了。这个问题，他没有答案。

五

一九九九年的除夕夜，陈守正家里的年夜饭吃得格外沉闷。

陈守正去年正式退休了。干了一辈子石化，退下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个"技术顾问"的虚衔，实际上就是在家待着。他很不适应——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了上班的铃声、没有了会议的喧嚣、没有了装置的轰鸣。他在家里坐不住，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厂区转悠，看看那些他亲手建起来的装置，摸摸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管道。

"爸，您别老往厂里跑了。"陈建国劝他，"天冷，路上又滑。"

"我在家干什么？看那个什么《还珠格格》？"陈守正瞪了儿子一眼。

除夕夜的饭桌上，三代人围坐在一起。陈守正和老伴王秀兰坐在上首，陈建国和张素梅坐在两边，七岁的陈昊坐在末尾，低头扒饭。桌上的菜很丰盛——红烧鱼、糖醋排骨、清炒虾仁、蒜泥白肉——但气氛却不像往年那样热闹。

陈守正喝了几杯酒，话多了起来。他看着儿子，问："建国，厂里的事我听说了。减员分流，搞得怎么样？"

"还在推。"陈建国说，"今年分流了八百多人，明年还有五百多。"

"八百多人……"陈守正喃喃地重复了一遍，"都是老人了吧？"

"年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也有。政策面前，一视同仁。"

"一视同仁……"陈守正又喝了一口酒，"我当年带的那些兵，有不少被分流了吧？"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知道答案——父亲当年带过的很多老工人，确实在这一轮分流中下岗了。

"守正，"王秀兰在旁边拉了拉丈夫的袖子，"大过年的，不说这些了。"

"不，我要说。"陈守正放下酒杯，看着儿子，"建国，你做得对。"

陈建国愣住了。这是父亲第一次肯定他的工作。

"时代变了。"陈守正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们那个年代，国家说了算，一切听安排。现在不同了，要讲效益、讲市场、讲竞争。我不完全理解这些东西，但我知道，不变不行。这个厂子如果不改，早晚要垮。到时候不是分流八百人，是六千人全完。"

他停了停，又说："我退了以后，天天在家想一个问题——我这辈子干的最对的事是什么？不是当了什么官、提了什么级，是把你们几个带出来了。你、文渊，还有那些年轻人，你们比我们这一代强。你们有文化、有见识、有胆量。这个厂子交到你们手里，我放心。"

陈建国的眼眶红了。他端起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给父亲敬了一杯酒："爸，谢谢您的理解。"

陈守正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他摆了摆手："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搞这些虚的。来，昊昊，到爷爷这里来。"

陈昊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到爷爷身边。陈守正把孙子抱在膝盖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石头——那是一块灰褐色的岩芯标本，是他在大庆油田时留下来的，上面有一个个微小的孔隙，那是石油储存过的痕迹。

"昊昊，闻闻这个。"陈守正把岩芯标本放到孙子鼻子底下。

陈昊凑上去闻了闻，皱起了小鼻子："臭臭的！"

全家人都笑了。陈守正也笑了，但他的眼睛里有一丝湿润。

"这个味道，"他对孙子说，"是石油的味道。爷爷这辈子就是跟这个味道打交道的。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想当科学家！"陈昊大声说。

"好，当科学家好。"陈守正摸了摸孙子的头，"不管干什么，都要记住一件事——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认真。这是爷爷教你的。"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五彩斑斓的光芒。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在一家人短暂的温情中悄然流逝。

没有人知道，新世纪会带来什么。

但陈建国知道，无论带来什么，他都必须面对。因为他是陈守正的儿子，是石化人的后代。这个身份，既是他的荣耀，也是他的枷锁。

夜深了，陈建国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厂区的灯火。那些灯火在冬夜的寒风中微微颤抖，像一群即将远行的人在挥手告别。

"改革到底对不对？"他在心里又问了自己一遍。

没有答案。

但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还是得穿上工装，走进车间，面对那些焦虑的面孔，继续做那些他不想做但必须做的事。

这就是他的命。

也是这个时代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