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跨越太平洋

一

一九九八年的七月，北京热得像蒸笼。

长安街上的沥青被太阳晒得发软，行人走在上面，脚底下黏糊糊的。路边的柳树叶子打着卷，连知了都懒得叫了。但在国务院的一间会议室里，空调开得很足，十几位西装革履的官员和企业家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面色凝重地讨论着一件将要改变中国石化行业格局的大事。

"经国务院批准，原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进行战略性重组，按照上下游结合的原则，分别组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这段话后来被写进了中国石化工业的史册，但在那个炎热的七月下午，它只是一份待批的文件上的几行铅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次重组的意义远不止于换一块牌子——它意味着延续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石化行业被彻底打破了。

以前的石化总公司，是一个"衙门"——它管生产、管销售、管人事、管投资，一切都由上面统一安排。重组以后，它要变成一个"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从"衙门"到"企业"，不只是名称的变化，更是灵魂的重塑。

陈守正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对这次重组的关注程度不亚于任何在职的人。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听新闻，然后去传达室拿报纸，把有关石化行业重组的报道一篇一篇地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

"你这是干什么？"王秀兰问他。

"留个纪念。"陈守正说，"这是大事，得记下来。"

周志远对这次重组的期待更为迫切。他已经从华东炼化厂的经营处长升任为集团公司战略发展部的副处长——这是总公司为了推进改革而专门新设的部门，负责研究制定集团的发展战略和资本运作方案。

"重组只是第一步。"周志远在新部门的全体会议上说，"真正的目标是走向国际市场。我们要上市，要到纽约、到香港、到伦敦去上市，让全世界的投资者来检验我们的成色。"

会议室里一阵骚动。"上市？到国外上市？"很多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一个有着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背着沉重社会包袱的国有企业，怎么可能到全世界最挑剔的资本市场上去上市？

"为什么不可能？"周志远站了起来，走到投影幕前，用激光笔指着一张图表说，"你们看，这是全球石化行业前十名企业的财务数据。埃克森美孚、壳牌、BP、道达尔……它们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净资产收益率在百分之十五以上。我们呢？资产负债率百分之七十，净资产收益率不到百分之五。差距是巨大的，但差距就是潜力。如果我们能通过上市融资，降低负债率、剥离不良资产、优化产业结构，我们的盈利能力至少可以翻一番。"

"说得好听。"一个老同志在角落里冷笑了一声，"可你想过没有，上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账本要让全世界看，我们的家丑要往外扬。那些亏损的企业、多余的员工、办社会的包袱……你让外国投资者怎么看？他们会买我们的股票？"

"所以要改革。"周志远的语气毫不退让，"上市不是目的，是手段。通过上市倒逼改革，用外部压力推动内部变革。这在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韩国的浦项制铁、巴西的淡水河谷，都是国有企业通过海外上市实现了脱胎换骨的转变。"

争论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最终，集团公司的最高层做出了决定：启动海外上市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

周志远被任命为上市工作组的副组长，全面负责技术层面的筹备工作。

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需要做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对全集团的资产进行清查评估，剥离不良资产和社会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编制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财务报表，撰写招股说明书，聘请国际投行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尽职调查……每一项工作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所有这些工作必须在十八个月之内完成。

"十八个月？"陈建国在电话里对周志远说，"你们是不是疯了？光一个资产清查就得干两年。"

"我们没有两年。"周志远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国际资本市场的窗口期就那么长，错过了就得再等三五年。而且，上面给我们的死命令就是十八个月。"

"那你打算怎么办？"

"拼命呗。"周志远笑了笑，"还能怎么办？"

他确实是在拼命。从接受任务的那天起，周志远几乎没回过家。他在办公室支了一张行军床，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凌晨两三点才睡。他的团队有六十多个人，都是从各个部门抽调的精兵强将，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依然感到力不从心。

最大的困难来自内部。

上市的第一步是"重组改制"——把集团公司的优质资产剥离出来，组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这意味着要把那些亏损的企业、多余的员工、办社会的职能——学校、医院、幼儿园——留在集团公司，只把赚钱的部分拿去上市。

"这不就是把好的拿走、坏的留下吗？"被剥离单位的负责人愤怒地抗议，"我们算什么？弃子？"

"不是弃子，是战略分工。"周志远耐着性子解释，"上市的部分赚了钱，可以反哺集团公司。你们虽然没上市，但集团会保证你们的基本运转。"

"说得好听！谁知道以后还管不管我们？"

这样的争吵每天都在发生。周志远觉得自己像一个救火队长，哪里着火就往哪里跑。他的嗓子哑了，嘴唇裂了，眼窝深陷，整个人瘦了一圈。

更棘手的问题是人员分流。上市方案要求股份公司的人员控制在六十万人以内，而目前整个集团公司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也就是说，有六十多万人要被"留在"集团公司，实际上就是变相分流。

"六十万人……"陈建国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经历过华东炼化厂的减员分流，知道让一个人离开他干了一辈子的岗位意味着什么。现在这个数字放大到六十万，简直是一场社会地震。

"没办法。"周志远在电话里的声音很疲惫，"这就是改革的代价。不上市，一百二十万人一起沉；上了市，至少六十万人的饭碗能保住，另外六十万人也有集团公司兜底。两害相权取其轻。"

"那些被留下的人呢？他们的感受谁来考虑？"

周志远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建国，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对的。但每次看到我们的财务报表——那些亏损的数字、那些还不起的贷款——我就知道，不改不行。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跑输了就是万劫不复。"

陈建国挂了电话，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厂区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安静，那些银白色的储罐和管道在暮色中泛着柔和的光。他想起了老杨拿着那张发黄的奖状质问他时的表情，想起了那个抱着他胳膊不撒手的女工，想起了张素梅下岗后那三天的眼泪。

然后他想起了父亲的话："时代变了。"

是的，时代变了。但变的代价，总是由最普通的人来承担。

三

二零零零年春天，上市工作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华尔街路演。

路演是上市前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公司管理层要到全球各大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去拜访机构投资者，向他们介绍公司的情况，说服他们买你的股票。说白了，就是去"卖"自己。

周志远被选入了路演团队。他的英语流利，对业务了如指掌，是向投资者做技术介绍的最佳人选。但在出发之前，他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怎么把一个有着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的国有企业，包装成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故事？

"你不能骗人。"他对团队的同事们说，"投资者比我们精明得多。他们会问各种刁钻的问题，我们必须如实回答。但同时，我们也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潜力和决心。"

在纽约的路演，安排在了曼哈顿中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巨大的宴会厅里，两百多位华尔街的基金经理和分析师坐在台下，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台上的中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石化行业的了解仅限于报纸上的零星报道和一些过时的研究报告。

集团公司董事长首先致辞，介绍了中国石化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战略。然后是首席财务官做财务介绍。轮到周志远的时候，他负责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就尖锐得让人不舒服："中国石化去年的净利润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三，远低于国际同行的平均水平。你们怎么向投资者保证，上市以后能够提高盈利能力？"

周志远不慌不忙："您说得对，百分之二点三确实不高。但请注意，这个数字是在我们承担了大量社会职能——办学校、办医院、办幼儿园——的前提下实现的。如果把这些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仅计算核心业务的利润率，我们的数字是百分之六点八。上市以后，这些社会职能将逐步移交地方政府，我们的盈利能力会有显著提升。"

第二个问题更加直白："中国石化真的能赚钱吗？你们是一个政府控制的企业，经营目标到底是利润还是就业？如果政府要求你们为了保就业而不裁员，投资者怎么获得回报？"

这个问题触及了最核心的矛盾。台下的投资者们纷纷点头，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周志远。

周志远停顿了两秒钟，然后用平静的语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坦率地说，过去我们确实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但我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在过去三年里，中国石化系统已经分流了三十多万名富余人员，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减少。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政府的改革决心是真实的，是动真格的。我们正在从一个'准政府机构'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商业企业。这个转变是痛苦的，但也是不可逆的。"

"至于能不能赚钱，"他补充说，"我给大家一组数据：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在过去十年里年均增长百分之七，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正在以每年百分之十五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化工品需求缺口巨大，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石化产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增量市场。我们不是在跟埃克森美孚抢存量，我们是在吃自己的增量。"

台下的气氛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些投资者的目光从质疑变成了认真思考，有人开始在本子上记笔记。

但质疑并没有完全消除。在伦敦的路演上，一个英国的基金经理直接问："你们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有多大？如果政府不同意你们的商业决策，你们怎么办？"

"公司治理是我们这次上市最核心的改革之一。"周志远回答，"上市以后，我们将建立由独立董事参与的董事会制度，重大决策必须经过董事会批准。政府作为大股东，通过董事会行使权利，而不是直接干预经营。这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你真的相信这套制度能在中国运行？"那个英国人追问。

"我相信。"周志远说，"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不会有人买我们的股票。市场的力量，有时候比行政命令更有效。"

台下有人笑了。那个英国人也笑了，点了点头："Good answer。"

四

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八日。

这一天后来被写进了中国石化工业的编年史。

早上八点，香港中环的交易广场门前，红毯从大厅一直铺到了街边。几十面旗帜在秋风中猎猎作响——中国国旗、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中国石化的企业旗。来自全球各地的记者扛着摄像机，在大厅门口排成了两排，闪光灯此起彼伏。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全球首发上市仪式，将在今天上午举行。

交易大厅里，巨大的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全球股市的实时行情。恒生指数开盘小幅上涨，纽约道琼斯指数前一天收了一根阳线，伦敦富时指数也表现平稳——这是一个好兆头。

中国石化的发行价定在了一点六一港元，共发行一百五十一亿股H股，计划融资三十五亿美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最大规模。

九点半，香港联交所的总裁走上台，简短致辞后，邀请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上台敲锣。

"当——"

一声清脆的锣声响彻交易大厅。与此同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中国石化的股票也同时开始交易。三个大洲、三个时区、三个资本市场，在这一刻被一条看不见的线连在了一起。

电子屏幕上的数字开始跳动。1.61、1.63、1.65、1.68……价格在稳步上涨。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

周志远站在大厅的角落里，看着屏幕上的数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十八个月的日日夜夜、无数次的争吵和妥协、无数份修改了又修改的文件，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

他的手机响了。是陈建国从国内打来的。

"怎么样？"

"敲锣了。涨了两个点。"周志远的声音有些沙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陈建国说了一句："志远，你干了一件大事。"

周志远笑了笑，没说话。他抬头看了看大厅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灯光在他疲惫的脸上投下柔和的光影。他想起了两年前在厂务会上说的那句话——"不改，大家一起死；改了，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现在，这一线生机终于来了。

当天收盘，中国石化的股价收在了一点九零港元，较发行价上涨了百分之十八。全球配售获得了三点二倍的超额认购，国际投资者的反应比预期更加热烈。

纽约《华尔街日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写道："中国石化上市，标志着中国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正式走上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舞台。这不仅是一个融资行为，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伦敦《金融时报》的评论更加直白："如果中国石化能够成功转型，它将证明一个命题——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可以改革的。"

而在大洋彼岸的华东炼化厂家属区，一个六十三岁的退休老人正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看电视。

陈守正看完了整个上市仪式的转播。当锣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沙发扶手。当屏幕上出现股价上涨的数字时，他的嘴角动了动，但说不清是欣慰还是苦涩。

转播结束后，电视切回了正常的节目。陈守正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沉默了很久很久。

王秀兰从厨房出来，看见老伴坐在那里发呆，推了推他："守正，吃饭了。"

陈守正慢慢站起来，看了妻子一眼，说了一句话："这世界变了。"

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

那天晚上，陈守正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翻开了那个贴满报纸剪报的大本子。他一页一页地看过去：一九八三年石化总公司成立、一九八七年扬子石化开工、一九九三年企业改革试点、一九九八年集团重组、二零零零年海外上市……十八年的历程，浓缩在这几十页发黄的报纸里。

他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大庆油田的日子。那时候，石油就是石油，是国家战略物资，跟"股票""资本市场"这些词没有任何关系。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干了一辈子的这个行业，会跑到纽约和伦敦去"上市"，让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买它的股票。

"这世界真的变了。"他又重复了一遍。

然后他合上本子，关了灯，上床睡觉。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大庆油田，站在茫茫的雪原上，远处是王进喜的井架，井架上面挂着一面红旗，在风里哗啦啦地响。

但走近一看，那面红旗上写的不是"大庆油田"，而是"Sinopec"。

五

上市成功的消息传回国内，整个石化系统都沸腾了。

三十五亿美元的融资，对当时的中国石化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这笔钱将被用于油田开发、炼厂升级、销售网络建设和技术研发，为中国石化的下一步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但周志远很清楚，上市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怎么用这笔钱？怎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怎么提高盈利能力？怎么回报投资者？每一个问题都比上市本身更加复杂、更加棘手。

"上市只是拿到了一张入场券。"他在庆功会上说，"能不能在牌桌上坐住，要看我们以后的表现。国际资本市场不会因为你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就对你客气。你的业绩不好，股价就跌；你让投资者失望，他们就用脚投票。没有铁饭碗，没有保护伞。"

陈建国没有参加庆功会。那天晚上，他在催化裂化车间的控制室里，和操作工们一起盯着DCS屏幕上的参数。装置在平稳运行，温度、压力、流量、液位，每一个数字都在正常范围内。

"陈主任，"一个年轻的操作工问他，"听说咱们公司上市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陈建国想了想，说："有关系。上市以后，公司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你们的操作也要更加精细，因为每一吨原料、每一度电、每一方蒸汽，都是钱。以前亏了有国家兜底，以后亏了就是投资者的损失，也是咱们自己的损失。"

"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成'外企'了？"操作工笑嘻嘻地问。

"不是外企，是上市公司。"陈建国纠正他，"但意思差不多——以后要按规矩办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稀里糊涂了。"

那天深夜，陈建国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了厂区大门口的那块巨型标语牌。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团结拼搏，争创一流"。这块牌子立了二十多年了，油漆已经有些剥落，但在路灯的照射下，字迹依然清晰。

他站在牌子前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家走。

推开家门，张素梅已经睡了。打字复印店的生意越来越忙，她每天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回来倒头就睡。陈建国轻手轻脚地洗了脸，走到儿子的房间门口，推开一条缝往里看——陈昊蜷缩在被子里，睡得正香，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十万个为什么》。

陈建国轻轻关上门，走到客厅的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厂区的路灯在薄雾中发出昏黄的光，远处储罐区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是另一片天空。

他想起了周志远说的那句话："没有铁饭碗，没有保护伞。"

是啊，铁饭碗碎了。碎了以后，每个人都得自己找路走。有的人找到了，有的人还在找。有的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了。

但至少，路还在。

只要路还在，就有希望。

他关了灯，上床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装置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