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是怎么被骗去当兵的

· 一 ·

我叫田六。

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我家祖上没出过什么大人物。我爹排行老五，我爷爷排行老三，到我这儿是第六个，再往上数八代都是种地的——准确地说，是给别人种地的。

我们家在颍川阳翟县城外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村名叫"田家洼"，整个村一百多口人，姓田的占七成，剩下的不是田家的女婿就是田家的外甥。这种村子里有个好处：吵架不容易吵到外人头上，反正打来打去都是一家人。坏处也明显：你想要换个姓什么的混点新鲜感，是绝无可能。

我之所以活到了十七岁还没饿死，纯粹是因为我识字。

这事儿说来奇怪。我们田家祖坟上没冒过青烟，我爹我娘都不识字，我大哥到二十多岁还把"田"字写成"由"。但我从五岁起就显出点跟村里人不一样的劲头——别人家小孩看见羊就追羊，看见狗就撵狗，我看见墙上贴的告示能蹲那儿看半天。

我娘说这是中邪了。

我爹说这是赔钱货。

只有我们村东头的一个老先生看出点门道。这老先生姓周，据说年轻时候在洛阳的太学里念过几年书，后来因为得罪了什么人——具体得罪了谁他从来不肯说，每次问他他就往地上吐口痰然后骂一句"狗东西"——总之就回村种地了。村里人都叫他周夫子，但其实他既不教书也不写字，平日里就是种地、喝酒、骂朝廷。

骂朝廷是他唯一的爱好。

周夫子骂朝廷的水平，可以这么说：就算把他从酒坛子里捞出来，打断三根肋骨，再灌他两碗凉水，他还是能给你流利地骂出一段三百字的长篇大论，从皇帝骂到三公，从三公骂到州郡，从州郡骂到县令，从县令骂到县衙看大门的老张头——从结构上无懈可击，从细节上字字诛心。

就是这位周夫子，发现我能在墙根下蹲半天看告示，于是某一天他喝了点酒，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对我爹说："老田，这小子有点意思。送来我这儿吧，我教他念两个字。"

我爹的第一反应是："念字能吃饱饭吗？"

周夫子说："吃不饱。"

我爹说："那念它干啥？"

周夫子愣了一下，然后想了想，说："不念字也吃不饱。"

这个回答莫名地说服了我爹。

· 二 ·

就这样，我从七岁起开始跟周夫子念书。

念书这事儿在我们村是稀罕的。村里大部分小孩从能站住的那天起就开始干活，五岁拾柴，七岁放羊，十岁扶犁，十五岁娶媳妇，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三十岁开始给儿子操心娶媳妇，四十岁累得直不起腰，五十岁就该躺到田边的小坟包里去了。这是我们村的标准流程，几百年来没出过什么大的偏差。

我能脱开这个流程，说起来要感谢周夫子，但更要感谢我大哥。

我大哥比我大十二岁，是个标准的庄稼汉，肩膀宽得能扛半扇门板，胳膊粗得像树干。他对我念书这事儿的态度非常明确：弟弟去念书，那地里的活就得我多干。这本来是他应该抗议的，但我大哥这人有个毛病——他特别看不得别人家有什么"读书的"。我们隔壁王家的二儿子去县里念了三个月书，回来跟我大哥下棋赢了一盘，从此我大哥就把"我们田家也得出个识字的"这事儿当成了人生目标。

他没法自己去识字——一是太晚了，二是他一看见竹简就脑袋疼——所以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头上。

每天天不亮，我大哥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往我手里塞一个煮鸡蛋（这鸡蛋通常是我爹我娘都没舍得吃的），然后把我推出门：

"去！周夫子那儿！念书！念好点！"

我捏着鸡蛋一边走一边吃，走到半道上鸡蛋就没了，到了周夫子家门口，开始念《急就篇》。

《急就篇》是西汉的一本识字课本，三千来字，按韵编排，全是日常用得上的字，什么"宋延年""程忠信""饶谋德"这种人名，什么"锦绣缦旄离云爵"这种东西，念起来朗朗上口。周夫子教我念了三个月，我把《急就篇》背得滚瓜烂熟。

然后周夫子说："好了，开始念《论语》吧。"

我说："夫子，《论语》是啥？"

周夫子说："《论语》就是孔子那帮人没事儿瞎聊天，被弟子们记下来的话。"

我说："那有什么好念的？"

周夫子说："没什么好念的，但你得念。"

我说："为啥？"

周夫子叹了口气，蹲下来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

"小六啊，你要明白一件事。在咱们这世道，认字不能让你吃饱饭，但能让你少挨打。你识字了，去给县衙抄个文书，能挣两个钱。你识字了，他们抓壮丁的时候，看你瘦成这样估计挑不上你；就算挑上了，你也能在军里给将军当个文书，不用上前线。你识字了，将来万一这世道更乱了——夫子我看着，是要乱的——你能找个有点势力的人投靠，给人家当个幕僚，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咱们这种人，念书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咱们念书，就是为了在这世道上多活几年。"

七岁的我没完全听懂，但我把这段话记住了。后来事实证明，周夫子虽然平时是个酒鬼，但他这段话比当时的所有皇帝、丞相、三公九卿加在一起的话都更有用。

· 三 ·

我念书念到十四岁的时候，世道开始乱了。

我们村离阳翟县城四十里，离颍川郡城七十里，离洛阳——也就是皇上住的地方——五百里。按理说我们这种地方，离权力中心远到天边，皇上就算今天死了我们要等十几天才能听说，根本不应该跟"朝政"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村跟朝政发生关系的方式很简单：收税。

每年秋天收完粮食，里正就会带着乡里的吏员到各家清点谷子，按田亩数收田租，按人头收口赋。田租不算重，三十税一，听起来很仁慈。但口赋是按人头收的，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我们家七口人，每年口赋就是六七百钱。

这六七百钱听起来不多，但你要明白，那时候一斗粟才三十钱，我们家一年到头能存下来的现钱基本上都拿来交口赋了。除此之外还有更赋——就是那种"你应该去服徭役，但你太穷了不够格去服徭役"所以你得交钱让别人替你去——还有算赋，还有献费，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特别税"。

里正每年来收税的时候，我爹脸上的表情就跟看见自己亲爹的灵牌一样肃穆。

但这还都算正常的。真正让我们日子过不下去的，是从我十三岁那年开始的"州郡加征"。

事情的起因，我后来在县衙抄文书的时候才搞清楚——是因为凉州羌人造反，朝廷要打仗，没钱，于是从各郡多征一笔。这笔钱下来，每户人家又得多出三百钱。

我爹收到通知的那个晚上，喝了二两酒，坐在门槛上，说了一句他这辈子说过的最有水平的话：

"皇上他在洛阳，凉州人在凉州，凉州人造反关我屁事，凭啥让我出三百钱？"

我大哥说："爹，你小声点。"

我爹说："我不小声。"

然后他果然没小声，而是站起来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大到隔壁王家都听见了。

王家的老大第二天就来了，提着一壶酒，对我爹说："老田，你昨晚那话说得好。"

我爹说："谢谢。"

王家老大说："但你不能光说啊。"

我爹说："那我能干啥？"

王家老大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来一片黄色的布——黄得有点扎眼，颜色像是被太阳晒了三年的稻草——递给我爹，说：

"老田，这世道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我们这边有个组织，办的是大事，将来能让所有人都不用交税。你愿不愿意加入？"

这就是太平道。

那一年是中平元年的前一年，公元一百八十三年。

· 四 ·

我爹没加入太平道。

不是因为他觉悟高，也不是因为他热爱朝廷——你别开玩笑了，让我爹热爱朝廷比让一头牛背诵《论语》还难。我爹没加入太平道的原因非常实际：他懒。

我爹这个人，从我记事起就没主动干过任何超出"种地"范围的事。他不打猎，不经商，不串门，不打架，不去庙里烧香，不跟邻居吵架（他骂朝廷可以骂得唾沫横飞，但骂自己邻居一句他就没那个力气）。所以当王家老大让他加入一个"将来能让所有人都不用交税"的组织时，我爹的反应是：

"加入了要我干啥？"

王家老大说："开会。"

我爹说："不去。"

王家老大说："还要传话。"

我爹说："不传。"

王家老大说："以后有事的时候——比如说，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得跟着干。"

我爹一听"揭竿而起"四个字，把酒一放，认真地看着王家老大，问：

"啥叫'揭竿而起'？"

王家老大愣了一下，说："就是造反。"

我爹说："那你早说啊。"然后把那块黄布塞回他怀里，"造反这事儿吧，我不行。"

王家老大说："为啥？"

我爹说："我跑不动。"

这就是我爹没加入太平道的全部原因。事后我反复想过，如果当年我爹精神头再足一点，或者王家老大说话再委婉一点不要把"造反"两个字说得那么明白，我们田家可能就成了黄巾余党，第二年我们全家就得跟着王家一起被官军剿了。

所以有时候，懒也是一种智慧。

我爹靠这一点懒，把我们家从覆灭的边缘救了回来。但他没能把我从被征兵的命运里救出来。

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宣布起事。

消息传到我们村是三月。传消息的人是个走村串户的货郎，他是从郡城来的，一脸惊恐地告诉里正："冀州反了，造反的人头上都裹着黄布，已经打到颍川了。"

里正听完，站在原地愣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有水平的决定：

他往县城跑。

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们颍川郡——以及帝国整个东部的所有里正——做了完全相同的决定。一个庞大的、由几千个里正组成的"逃命大军"在春天的官道上同时启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跑到县城里，关上城门，等官军来。

至于他们脚下的村子里那些没办法跑的农民——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 五 ·

我们村没人造反。

不是因为我们觉悟高，是因为我爹这种"懒得造反"的人在我们村里比例比较高。再加上王家老大造反前先去找过我爹这件事被几个邻居看见了，王家在我们村的人心声望就有点不太够。所以等到三月初张角真的起事的时候，王家老大一个人跑了，剩下的王家人没敢跟着跑，还在地里种地。

但你不造反，不代表别人不来找你的麻烦。

四月初，我们村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那是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队伍，全都是男的，全都瘦得跟饿了三个月的狗似的，全都裹着黄布。他们站在村口，举着锄头、镰刀、削尖的木棍——只有两三个人有真正的兵器——领头的那个甚至连鞋都没穿。

他们的领头人冲着我们村喊话：

"父老乡亲们！我们是黄巾军！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

我们村的反应非常一致：

我们关门。

每家每户都关上门，老人小孩往床底下钻，年轻人抄起家里能找到的所有趁手东西。我大哥抄起一根木棍站在门口，我爹抄起一个铁锹蹲在他后面，我抄起一本《论语》——我也不知道我抄它干啥，可能是想着真要打起来我可以扔出去砸人。

外面那个赤脚黄巾军又喊了几遍"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没人理他。然后他喊：

"那……那你们能不能给点吃的？"

我们村还是没人理他。

最后他喊出了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我们再不吃就要死了！我们不抢，我们求你们了！"

我爹听到这句话，犹豫了一下。

我爹这人虽然懒、虽然爱骂朝廷、虽然没什么远大理想，但他有一个毛病：心软。村里有要饭的过来，他能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分一半出去；隔壁王家的猪生病了，他能跑去帮人家熬药——虽然他熬的药基本上没救活过任何动物。所以当他听到外面有人喊"我们要饿死了"的时候，他叹了口气，对我大哥说：

"开门吧，给点吃的。"

我大哥说："爹，那是黄巾军啊。"

我爹说："黄巾军也是人啊。"

我大哥说："万一他们抢完吃的还要抢人呢？"

我爹说："那就让他们抢吧。"

这就是我爹。

最后我们村开了门，把所有人家里能拿出来的粮食凑了凑——加起来大概也就够这三百个人吃一顿——递了出去。那个赤脚领头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带着他的人，吃完，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我爹说：

"老人家，你是好人。等我们打下天下，给您家立个牌坊。"

我爹说："不用立牌坊，你下次别再来就行。"

那个赤脚黄巾军笑了笑，说："好。"

然后他走了。

三天后，我们村迎来了第二批客人。

· 六 ·

第二批客人不是黄巾军。

第二批客人是官军。

确切地说，是从颍川郡城派出来的一支三百人的"清剿小队"，由一个姓王的什长带队，任务是"清剿颍川境内一切黄巾残余势力以及通匪村庄"。

那个王什长进村的时候，我们村又关上了门——这次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套流程练得很熟了。

王什长在村口骑着马（他是这三百人里唯一有马的），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对着村里喊：

"老乡们！开门！我们是官军！来保护你们的！"

我们村还是没开门。

我爹这次没再说"开门吧"，因为我爹脑子虽然不灵光但他能记事——三天前那个赤脚黄巾军说的也是"我们来保护你们的"。

王什长又喊了几遍，我们村还是没开门。然后王什长说出了让我至今难忘的第二句话：

"我们听说，你们村三天前给黄巾军送过粮食。"

我们村全体沉默了。

王什长说："这件事性质很严重。'通匪'按律是要砍头的。但本什长讲道理——你们要么把当时给黄巾军送粮的人交出来，要么，每家出一个壮丁，跟我们走，去给官军干活，赎罪。"

我爹这一次没犹豫。

他是个懒人。他是个爱骂朝廷的人。他没什么远大理想。但他绝对不会出卖我大哥——给黄巾军送粮的那个袋子，是我大哥拎出去的。

所以我爹做了一个决定：

他从家里出来，走到王什长面前，说："那就出壮丁吧。"

王什长说："好，叫你们家壮丁出来。"

我爹回头对我大哥说："你出去躲躲。"

然后我爹回头对王什长说："俺们家就一个壮丁，那就是我。"

王什长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爹——四十多岁，瘦，背驼，看起来跟他比赛跑能输三里地的那种——然后说：

"老人家，你这岁数恐怕不行。换一个。"

我爹说："就我，我身体好。"

王什长说："不行。"

我爹说："那就让我大儿子去。"

王什长说："你大儿子呢？"

我爹说："在屋里。"

我大哥这时候已经从后窗户翻出去，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我爹这一招挺机灵——他把"出壮丁"说得明明白白，但同时把壮丁藏起来了，让对方挑不出毛病但也找不到人。

王什长走到我们家屋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我大哥，气得火冒三丈。然后他看见了我。

他指着我，说："这个怎么样？"

我爹说："这是俺家小儿子，才十四岁。"

王什长说："十四岁？"

我爹说："才十四岁。"

王什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我那时候虽然瘦，但因为念书念得多，身体没怎么受过劳作，皮肤白净，眼神挺机灵——这在乡下是很罕见的，乡下小孩一个个晒得跟黑炭似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呆滞的认命感。

王什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

"小子，你识字吗？"

我说："识。"

王什长眼睛一亮。他可能没想到在这种穷山沟里能找到识字的小孩。

王什长说："那好。这小子我带走了。"

我爹说："等等！他才十四岁！"

王什长说："官军里识字的人是宝贝。我们正好缺一个文书。他跟着我们不上前线，给主帅写写文件，端茶倒水，混口饭吃，比在家里饿着强。"

我爹说："但是——"

王什长说："老人家，你刚才不是说'就出壮丁'吗？这可是你说的。"

我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那一刻我看着我爹，突然发现他特别老。他四十二岁，但他看起来像六十二岁。他骂了大半辈子朝廷，但当朝廷真的派人来到他面前要带走他儿子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了。

我对我爹说："爹，没事。我跟着去。"

我爹说："你才十四岁。"

我说："夫子说过，识字能让人少挨打。我去了不上前线。"

我娘和我妹妹这时候已经哭成一团了。我大哥还没从山上回来——后来他是傍晚才回来的，回来之后听说这事儿，蹲在地上嚎了两个时辰。

我背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了两件衣服、两个馒头、一卷《论语》——跟着王什长走了。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爹站在村口，背着手，瘦，驼，老，没说话。

那是我看见我爹的最后一面。

四年后我从军营里溜出来一次回家，村子已经没了。

· 七 ·

但这是后话。

让我们先回到我十四岁那年。

我跟着王什长和那三百个官军一路往颍川郡城走。这一路走了三天。这三天里，我看见了很多东西，也明白了很多事。

第一件事是：官军其实也是穷人。

我之前一直以为官军——你知道的，朝廷的人——应该穿得很好，吃得很好，威风凛凛的。但我跟着这支官军走了三天之后，我发现：

他们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

他们的兵器是七拼八凑的，有的人扛着环首刀，有的人扛着木棍上面绑了一块铁片，还有一个人的"长枪"是用扫帚杆改的。

他们的鞋——

算了，我不想说他们的鞋。

他们每天的伙食是早上一碗稀粥，中午半个馒头，晚上一碗稀粥。这跟我们村里饥荒年的伙食差不多。

我看着他们，问王什长：

"你们朝廷不是说仓里有粮吗？"

王什长哈哈一笑，说："小子，仓里是有粮，但仓里的粮是太守的粮、是郡尉的粮、是郡丞的粮，跟我们这些当兵的没什么关系。我们当兵的，能吃上稀粥已经不错了。前线有些营，已经开始啃树皮了。"

我说："那你们为啥还当兵？"

王什长又笑了，这次笑得有点苦。他说：

"小子，不当兵更没饭吃啊。"

我那一刻才明白：我们不是被朝廷"征"来的，我们是被一种叫"没饭吃"的东西"赶"来的。这跟朝廷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

第二件事是：我居然挺受欢迎。

因为我识字。

到了第二天傍晚，王什长把我叫过去，让我帮他写一封信——给他在郡城的老婆。他自己不识字，平时这种事儿都得拜托别人写。

我蹲在篝火边，借着火光，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信不长，一百来字，主要内容是：

一、我没死。

二、我钱不多。

三、家里的猪你照顾好。

四、我下次回家，会给你带一块布。

写完了，王什长把我夸了一通，给了我半个馒头。

第二天，全队人都知道队里来了个识字的小子。然后这一天我帮另外八个人写了信。其中有一个老兵，五十多岁，让我给他乡下的老娘写信，说他身体好，让她不要挂念。我写的时候老兵就蹲在我旁边，看着，看着看着哭了。

那个老兵叫赵老黑。他是我跟王什长之外，第二个跟我熟起来的人。

赵老黑这人有意思。他在军里干了三十年，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干到现在还是个小兵——按理说不应该，三十年时间怎么也能升个什长百将什么的。但赵老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嘴贱。每次打仗打赢了，论功行赏的时候，赵老黑都会因为说错话被扣分。

比如说，某一次他们部队打了个胜仗，将军来检阅，问大家："弟兄们，这一仗辛苦了！"

赵老黑在队列里大声回答："辛苦个屁！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发？！"

将军当场气得脸发紫，那个月赵老黑的功劳被勾掉了。

再比如说，又一次将军来视察，给大家分发奖赏，给每人发了一壶酒。赵老黑当场把酒打开尝了一口，吐出来，说："这酒兑了水！将军你这酒坊老板克扣你呢！"

将军当然知道酒坊老板克扣，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小兵戳穿，那是非常没面子的事。那个月赵老黑的奖赏又被勾掉了。

类似的事儿发生了三十年，赵老黑现在还是个小兵。

但赵老黑跟我说："小子，你看着——我是个小兵，但我活着。当年那批跟我一起入伍的，升到百将的，死了；升到都尉的，死了；升到校尉的，也死了。就剩我一个，还活着。"

我说："为啥？"

赵老黑说："因为啊，官越大，越要往前冲。我这种小兵，一打仗就往后跑，没人在意。"

我说："那不是临阵脱逃吗？"

赵老黑说："小子，你记住——'临阵脱逃'这四个字，是士大夫发明出来骗你的。在战场上，活着就是赢。死了，啥都没了。"

这是我从赵老黑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军营生存法则。后来事实证明，这条法则比我从《论语》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更有用。

· 八 ·

三天后，我们到了颍川郡城。

颍川郡城叫"阳翟"，是颍川郡的首府。那时候的阳翟我以前没来过——我们田家洼离阳翟四十里，但我十四年没出过村子方圆十里——所以当我远远看见阳翟的城墙的时候，我惊呆了。

那城墙真高啊。

后来我才知道，阳翟的城墙也不算特别高，比起洛阳的城墙差远了，比起长安的更不用提。但对一个第一次出远门的乡下小孩来说，那城墙就是一座山。

进了城，我又惊呆了一次。

城里的人真多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的阳翟实际上正处于人口最少的阶段——前两个月一大半人逃出去了，这两天才陆陆续续回来一些。但对一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小孩来说，那么多人在一条街上走来走去的场面，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全村人聚集"的极限。

王什长把我交给了一个文吏，那个文吏穿着青色的官服，姓陈，三十多岁，看起来挺精神。陈文吏问我："识字吗？"

我说："识。"

陈文吏说："会写吗？"

我说："会。"

陈文吏给了我一支笔——竹管的，毛尖很秃——和一片竹简，说："写'颍川郡'三个字给我看。"

我写了。

陈文吏点点头，说："勉强能用。从今天起，你就是郡兵营的文书了。月俸三百钱，包吃包住。明白吗？"

我说："明白。"

陈文吏说："你叫什么？"

我说："田六。"

陈文吏停笔在竹简上记了一下，说："好土的名字。我给你改个。"

我说："叫啥？"

陈文吏想了想，说："你姓田，'田'者，'地'也。你身在乱世，活下去就好。我给你叫'田活'吧。"

我说："这个比'田六'还难听。"

陈文吏说："那你自己起一个。"

我想了想，说："就叫'田畴'吧。"

陈文吏说："田畴？哪个'畴'？"

我说："'畴'就是田地的意思。我们家祖祖辈辈种地的。"

陈文吏笑了，说："这名字有意思。你这小子有点东西。好，就叫'田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颍川郡里另外有一个真正的"田畴"，是个有名的士族子弟——不过他在另一个郡。我这个假的"田畴"和那个真的"田畴"，这辈子都没见过面。

但反正从那天起，我就成了"田畴"。

那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黄巾起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

我十四岁。

我从今天开始，是大汉朝廷的一个文书小吏，月俸三百钱，包吃包住。

我以为这是我人生最低谷。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会跟着我的主帅们——一个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见证这个我以前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大汉"，怎么一步一步、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地、像一头老牛累得动不了一样地，倒下去。

我会看见皇帝换三个，丞相换八个，主帅换十几个。

我会去过洛阳，去过长安，去过许都，去过邺城。

我会在曹操身边端过茶，在刘备身边写过信，在孙权身边——咳，这个后面再说。

我会看见很多很多人死掉。

但我也会活着。

因为我大哥从山上跑回来对我爹说的那一句话："弟弟会回来的。"——会一直在我脑子里。

也因为周夫子十年前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咱们这种人，念书，就是为了在这世道上多活几年。"——会一直在我心里。

更因为赵老黑后来在军营篝火边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小子，活着就是赢。"——会一直跟着我。

我叫田畴——曾经叫田六——颍川阳翟县田家洼村人，大汉中平元年起入郡兵营当文书。

这是我的故事。

这也是大汉朝最后那几十年的故事。

我们一起说说看吧。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