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我是怎么被骗去当兵的
说书的小吏 · 8725字
· 一 ·
我叫田六。
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我家祖上没出过什么大人物。我爹排行老五,我爷爷排行老三,到我这儿是第六个,再往上数八代都是种地的——准确地说,是给别人种地的。
我们家在颍川阳翟县城外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村名叫"田家洼",整个村一百多口人,姓田的占七成,剩下的不是田家的女婿就是田家的外甥。这种村子里有个好处:吵架不容易吵到外人头上,反正打来打去都是一家人。坏处也明显:你想要换个姓什么的混点新鲜感,是绝无可能。
我之所以活到了十七岁还没饿死,纯粹是因为我识字。
这事儿说来奇怪。我们田家祖坟上没冒过青烟,我爹我娘都不识字,我大哥到二十多岁还把"田"字写成"由"。但我从五岁起就显出点跟村里人不一样的劲头——别人家小孩看见羊就追羊,看见狗就撵狗,我看见墙上贴的告示能蹲那儿看半天。
我娘说这是中邪了。
我爹说这是赔钱货。
只有我们村东头的一个老先生看出点门道。这老先生姓周,据说年轻时候在洛阳的太学里念过几年书,后来因为得罪了什么人——具体得罪了谁他从来不肯说,每次问他他就往地上吐口痰然后骂一句"狗东西"——总之就回村种地了。村里人都叫他周夫子,但其实他既不教书也不写字,平日里就是种地、喝酒、骂朝廷。
骂朝廷是他唯一的爱好。
周夫子骂朝廷的水平,可以这么说:就算把他从酒坛子里捞出来,打断三根肋骨,再灌他两碗凉水,他还是能给你流利地骂出一段三百字的长篇大论,从皇帝骂到三公,从三公骂到州郡,从州郡骂到县令,从县令骂到县衙看大门的老张头——从结构上无懈可击,从细节上字字诛心。
就是这位周夫子,发现我能在墙根下蹲半天看告示,于是某一天他喝了点酒,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对我爹说:"老田,这小子有点意思。送来我这儿吧,我教他念两个字。"
我爹的第一反应是:"念字能吃饱饭吗?"
周夫子说:"吃不饱。"
我爹说:"那念它干啥?"
周夫子愣了一下,然后想了想,说:"不念字也吃不饱。"
这个回答莫名地说服了我爹。
· 二 ·
就这样,我从七岁起开始跟周夫子念书。
念书这事儿在我们村是稀罕的。村里大部分小孩从能站住的那天起就开始干活,五岁拾柴,七岁放羊,十岁扶犁,十五岁娶媳妇,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三十岁开始给儿子操心娶媳妇,四十岁累得直不起腰,五十岁就该躺到田边的小坟包里去了。这是我们村的标准流程,几百年来没出过什么大的偏差。
我能脱开这个流程,说起来要感谢周夫子,但更要感谢我大哥。
我大哥比我大十二岁,是个标准的庄稼汉,肩膀宽得能扛半扇门板,胳膊粗得像树干。他对我念书这事儿的态度非常明确:弟弟去念书,那地里的活就得我多干。这本来是他应该抗议的,但我大哥这人有个毛病——他特别看不得别人家有什么"读书的"。我们隔壁王家的二儿子去县里念了三个月书,回来跟我大哥下棋赢了一盘,从此我大哥就把"我们田家也得出个识字的"这事儿当成了人生目标。
他没法自己去识字——一是太晚了,二是他一看见竹简就脑袋疼——所以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头上。
每天天不亮,我大哥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往我手里塞一个煮鸡蛋(这鸡蛋通常是我爹我娘都没舍得吃的),然后把我推出门:
"去!周夫子那儿!念书!念好点!"
我捏着鸡蛋一边走一边吃,走到半道上鸡蛋就没了,到了周夫子家门口,开始念《急就篇》。
《急就篇》是西汉的一本识字课本,三千来字,按韵编排,全是日常用得上的字,什么"宋延年""程忠信""饶谋德"这种人名,什么"锦绣缦旄离云爵"这种东西,念起来朗朗上口。周夫子教我念了三个月,我把《急就篇》背得滚瓜烂熟。
然后周夫子说:"好了,开始念《论语》吧。"
我说:"夫子,《论语》是啥?"
周夫子说:"《论语》就是孔子那帮人没事儿瞎聊天,被弟子们记下来的话。"
我说:"那有什么好念的?"
周夫子说:"没什么好念的,但你得念。"
我说:"为啥?"
周夫子叹了口气,蹲下来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
"小六啊,你要明白一件事。在咱们这世道,认字不能让你吃饱饭,但能让你少挨打。你识字了,去给县衙抄个文书,能挣两个钱。你识字了,他们抓壮丁的时候,看你瘦成这样估计挑不上你;就算挑上了,你也能在军里给将军当个文书,不用上前线。你识字了,将来万一这世道更乱了——夫子我看着,是要乱的——你能找个有点势力的人投靠,给人家当个幕僚,说不定还能混口饭吃。"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咱们这种人,念书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咱们念书,就是为了在这世道上多活几年。"
七岁的我没完全听懂,但我把这段话记住了。后来事实证明,周夫子虽然平时是个酒鬼,但他这段话比当时的所有皇帝、丞相、三公九卿加在一起的话都更有用。
· 三 ·
我念书念到十四岁的时候,世道开始乱了。
我们村离阳翟县城四十里,离颍川郡城七十里,离洛阳——也就是皇上住的地方——五百里。按理说我们这种地方,离权力中心远到天边,皇上就算今天死了我们要等十几天才能听说,根本不应该跟"朝政"有什么关系。
但我们村跟朝政发生关系的方式很简单:收税。
每年秋天收完粮食,里正就会带着乡里的吏员到各家清点谷子,按田亩数收田租,按人头收口赋。田租不算重,三十税一,听起来很仁慈。但口赋是按人头收的,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二十三钱,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我们家七口人,每年口赋就是六七百钱。
这六七百钱听起来不多,但你要明白,那时候一斗粟才三十钱,我们家一年到头能存下来的现钱基本上都拿来交口赋了。除此之外还有更赋——就是那种"你应该去服徭役,但你太穷了不够格去服徭役"所以你得交钱让别人替你去——还有算赋,还有献费,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特别税"。
里正每年来收税的时候,我爹脸上的表情就跟看见自己亲爹的灵牌一样肃穆。
但这还都算正常的。真正让我们日子过不下去的,是从我十三岁那年开始的"州郡加征"。
事情的起因,我后来在县衙抄文书的时候才搞清楚——是因为凉州羌人造反,朝廷要打仗,没钱,于是从各郡多征一笔。这笔钱下来,每户人家又得多出三百钱。
我爹收到通知的那个晚上,喝了二两酒,坐在门槛上,说了一句他这辈子说过的最有水平的话:
"皇上他在洛阳,凉州人在凉州,凉州人造反关我屁事,凭啥让我出三百钱?"
我大哥说:"爹,你小声点。"
我爹说:"我不小声。"
然后他果然没小声,而是站起来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大到隔壁王家都听见了。
王家的老大第二天就来了,提着一壶酒,对我爹说:"老田,你昨晚那话说得好。"
我爹说:"谢谢。"
王家老大说:"但你不能光说啊。"
我爹说:"那我能干啥?"
王家老大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从怀里掏出来一片黄色的布——黄得有点扎眼,颜色像是被太阳晒了三年的稻草——递给我爹,说:
"老田,这世道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我们这边有个组织,办的是大事,将来能让所有人都不用交税。你愿不愿意加入?"
这就是太平道。
那一年是中平元年的前一年,公元一百八十三年。
· 四 ·
我爹没加入太平道。
不是因为他觉悟高,也不是因为他热爱朝廷——你别开玩笑了,让我爹热爱朝廷比让一头牛背诵《论语》还难。我爹没加入太平道的原因非常实际:他懒。
我爹这个人,从我记事起就没主动干过任何超出"种地"范围的事。他不打猎,不经商,不串门,不打架,不去庙里烧香,不跟邻居吵架(他骂朝廷可以骂得唾沫横飞,但骂自己邻居一句他就没那个力气)。所以当王家老大让他加入一个"将来能让所有人都不用交税"的组织时,我爹的反应是:
"加入了要我干啥?"
王家老大说:"开会。"
我爹说:"不去。"
王家老大说:"还要传话。"
我爹说:"不传。"
王家老大说:"以后有事的时候——比如说,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得跟着干。"
我爹一听"揭竿而起"四个字,把酒一放,认真地看着王家老大,问:
"啥叫'揭竿而起'?"
王家老大愣了一下,说:"就是造反。"
我爹说:"那你早说啊。"然后把那块黄布塞回他怀里,"造反这事儿吧,我不行。"
王家老大说:"为啥?"
我爹说:"我跑不动。"
这就是我爹没加入太平道的全部原因。事后我反复想过,如果当年我爹精神头再足一点,或者王家老大说话再委婉一点不要把"造反"两个字说得那么明白,我们田家可能就成了黄巾余党,第二年我们全家就得跟着王家一起被官军剿了。
所以有时候,懒也是一种智慧。
我爹靠这一点懒,把我们家从覆灭的边缘救了回来。但他没能把我从被征兵的命运里救出来。
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宣布起事。
消息传到我们村是三月。传消息的人是个走村串户的货郎,他是从郡城来的,一脸惊恐地告诉里正:"冀州反了,造反的人头上都裹着黄布,已经打到颍川了。"
里正听完,站在原地愣了大约一炷香的工夫,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有水平的决定:
他往县城跑。
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我们颍川郡——以及帝国整个东部的所有里正——做了完全相同的决定。一个庞大的、由几千个里正组成的"逃命大军"在春天的官道上同时启程,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跑到县城里,关上城门,等官军来。
至于他们脚下的村子里那些没办法跑的农民——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 五 ·
我们村没人造反。
不是因为我们觉悟高,是因为我爹这种"懒得造反"的人在我们村里比例比较高。再加上王家老大造反前先去找过我爹这件事被几个邻居看见了,王家在我们村的人心声望就有点不太够。所以等到三月初张角真的起事的时候,王家老大一个人跑了,剩下的王家人没敢跟着跑,还在地里种地。
但你不造反,不代表别人不来找你的麻烦。
四月初,我们村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那是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队伍,全都是男的,全都瘦得跟饿了三个月的狗似的,全都裹着黄布。他们站在村口,举着锄头、镰刀、削尖的木棍——只有两三个人有真正的兵器——领头的那个甚至连鞋都没穿。
他们的领头人冲着我们村喊话:
"父老乡亲们!我们是黄巾军!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
我们村的反应非常一致:
我们关门。
每家每户都关上门,老人小孩往床底下钻,年轻人抄起家里能找到的所有趁手东西。我大哥抄起一根木棍站在门口,我爹抄起一个铁锹蹲在他后面,我抄起一本《论语》——我也不知道我抄它干啥,可能是想着真要打起来我可以扔出去砸人。
外面那个赤脚黄巾军又喊了几遍"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没人理他。然后他喊:
"那……那你们能不能给点吃的?"
我们村还是没人理他。
最后他喊出了那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我们再不吃就要死了!我们不抢,我们求你们了!"
我爹听到这句话,犹豫了一下。
我爹这人虽然懒、虽然爱骂朝廷、虽然没什么远大理想,但他有一个毛病:心软。村里有要饭的过来,他能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分一半出去;隔壁王家的猪生病了,他能跑去帮人家熬药——虽然他熬的药基本上没救活过任何动物。所以当他听到外面有人喊"我们要饿死了"的时候,他叹了口气,对我大哥说:
"开门吧,给点吃的。"
我大哥说:"爹,那是黄巾军啊。"
我爹说:"黄巾军也是人啊。"
我大哥说:"万一他们抢完吃的还要抢人呢?"
我爹说:"那就让他们抢吧。"
这就是我爹。
最后我们村开了门,把所有人家里能拿出来的粮食凑了凑——加起来大概也就够这三百个人吃一顿——递了出去。那个赤脚领头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带着他的人,吃完,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我爹说:
"老人家,你是好人。等我们打下天下,给您家立个牌坊。"
我爹说:"不用立牌坊,你下次别再来就行。"
那个赤脚黄巾军笑了笑,说:"好。"
然后他走了。
三天后,我们村迎来了第二批客人。
· 六 ·
第二批客人不是黄巾军。
第二批客人是官军。
确切地说,是从颍川郡城派出来的一支三百人的"清剿小队",由一个姓王的什长带队,任务是"清剿颍川境内一切黄巾残余势力以及通匪村庄"。
那个王什长进村的时候,我们村又关上了门——这次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套流程练得很熟了。
王什长在村口骑着马(他是这三百人里唯一有马的),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对着村里喊:
"老乡们!开门!我们是官军!来保护你们的!"
我们村还是没开门。
我爹这次没再说"开门吧",因为我爹脑子虽然不灵光但他能记事——三天前那个赤脚黄巾军说的也是"我们来保护你们的"。
王什长又喊了几遍,我们村还是没开门。然后王什长说出了让我至今难忘的第二句话:
"我们听说,你们村三天前给黄巾军送过粮食。"
我们村全体沉默了。
王什长说:"这件事性质很严重。'通匪'按律是要砍头的。但本什长讲道理——你们要么把当时给黄巾军送粮的人交出来,要么,每家出一个壮丁,跟我们走,去给官军干活,赎罪。"
我爹这一次没犹豫。
他是个懒人。他是个爱骂朝廷的人。他没什么远大理想。但他绝对不会出卖我大哥——给黄巾军送粮的那个袋子,是我大哥拎出去的。
所以我爹做了一个决定:
他从家里出来,走到王什长面前,说:"那就出壮丁吧。"
王什长说:"好,叫你们家壮丁出来。"
我爹回头对我大哥说:"你出去躲躲。"
然后我爹回头对王什长说:"俺们家就一个壮丁,那就是我。"
王什长上下打量了一下我爹——四十多岁,瘦,背驼,看起来跟他比赛跑能输三里地的那种——然后说:
"老人家,你这岁数恐怕不行。换一个。"
我爹说:"就我,我身体好。"
王什长说:"不行。"
我爹说:"那就让我大儿子去。"
王什长说:"你大儿子呢?"
我爹说:"在屋里。"
我大哥这时候已经从后窗户翻出去,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我爹这一招挺机灵——他把"出壮丁"说得明明白白,但同时把壮丁藏起来了,让对方挑不出毛病但也找不到人。
王什长走到我们家屋里转了一圈,没找到我大哥,气得火冒三丈。然后他看见了我。
他指着我,说:"这个怎么样?"
我爹说:"这是俺家小儿子,才十四岁。"
王什长说:"十四岁?"
我爹说:"才十四岁。"
王什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我那时候虽然瘦,但因为念书念得多,身体没怎么受过劳作,皮肤白净,眼神挺机灵——这在乡下是很罕见的,乡下小孩一个个晒得跟黑炭似的,眼神里透着一股呆滞的认命感。
王什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
"小子,你识字吗?"
我说:"识。"
王什长眼睛一亮。他可能没想到在这种穷山沟里能找到识字的小孩。
王什长说:"那好。这小子我带走了。"
我爹说:"等等!他才十四岁!"
王什长说:"官军里识字的人是宝贝。我们正好缺一个文书。他跟着我们不上前线,给主帅写写文件,端茶倒水,混口饭吃,比在家里饿着强。"
我爹说:"但是——"
王什长说:"老人家,你刚才不是说'就出壮丁'吗?这可是你说的。"
我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那一刻我看着我爹,突然发现他特别老。他四十二岁,但他看起来像六十二岁。他骂了大半辈子朝廷,但当朝廷真的派人来到他面前要带走他儿子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了。
我对我爹说:"爹,没事。我跟着去。"
我爹说:"你才十四岁。"
我说:"夫子说过,识字能让人少挨打。我去了不上前线。"
我娘和我妹妹这时候已经哭成一团了。我大哥还没从山上回来——后来他是傍晚才回来的,回来之后听说这事儿,蹲在地上嚎了两个时辰。
我背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了两件衣服、两个馒头、一卷《论语》——跟着王什长走了。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爹站在村口,背着手,瘦,驼,老,没说话。
那是我看见我爹的最后一面。
四年后我从军营里溜出来一次回家,村子已经没了。
· 七 ·
但这是后话。
让我们先回到我十四岁那年。
我跟着王什长和那三百个官军一路往颍川郡城走。这一路走了三天。这三天里,我看见了很多东西,也明白了很多事。
第一件事是:官军其实也是穷人。
我之前一直以为官军——你知道的,朝廷的人——应该穿得很好,吃得很好,威风凛凛的。但我跟着这支官军走了三天之后,我发现:
他们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
他们的兵器是七拼八凑的,有的人扛着环首刀,有的人扛着木棍上面绑了一块铁片,还有一个人的"长枪"是用扫帚杆改的。
他们的鞋——
算了,我不想说他们的鞋。
他们每天的伙食是早上一碗稀粥,中午半个馒头,晚上一碗稀粥。这跟我们村里饥荒年的伙食差不多。
我看着他们,问王什长:
"你们朝廷不是说仓里有粮吗?"
王什长哈哈一笑,说:"小子,仓里是有粮,但仓里的粮是太守的粮、是郡尉的粮、是郡丞的粮,跟我们这些当兵的没什么关系。我们当兵的,能吃上稀粥已经不错了。前线有些营,已经开始啃树皮了。"
我说:"那你们为啥还当兵?"
王什长又笑了,这次笑得有点苦。他说:
"小子,不当兵更没饭吃啊。"
我那一刻才明白:我们不是被朝廷"征"来的,我们是被一种叫"没饭吃"的东西"赶"来的。这跟朝廷其实没什么直接关系。
第二件事是:我居然挺受欢迎。
因为我识字。
到了第二天傍晚,王什长把我叫过去,让我帮他写一封信——给他在郡城的老婆。他自己不识字,平时这种事儿都得拜托别人写。
我蹲在篝火边,借着火光,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信不长,一百来字,主要内容是:
一、我没死。
二、我钱不多。
三、家里的猪你照顾好。
四、我下次回家,会给你带一块布。
写完了,王什长把我夸了一通,给了我半个馒头。
第二天,全队人都知道队里来了个识字的小子。然后这一天我帮另外八个人写了信。其中有一个老兵,五十多岁,让我给他乡下的老娘写信,说他身体好,让她不要挂念。我写的时候老兵就蹲在我旁边,看着,看着看着哭了。
那个老兵叫赵老黑。他是我跟王什长之外,第二个跟我熟起来的人。
赵老黑这人有意思。他在军里干了三十年,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干到现在还是个小兵——按理说不应该,三十年时间怎么也能升个什长百将什么的。但赵老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嘴贱。每次打仗打赢了,论功行赏的时候,赵老黑都会因为说错话被扣分。
比如说,某一次他们部队打了个胜仗,将军来检阅,问大家:"弟兄们,这一仗辛苦了!"
赵老黑在队列里大声回答:"辛苦个屁!我们的钱什么时候发?!"
将军当场气得脸发紫,那个月赵老黑的功劳被勾掉了。
再比如说,又一次将军来视察,给大家分发奖赏,给每人发了一壶酒。赵老黑当场把酒打开尝了一口,吐出来,说:"这酒兑了水!将军你这酒坊老板克扣你呢!"
将军当然知道酒坊老板克扣,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小兵戳穿,那是非常没面子的事。那个月赵老黑的奖赏又被勾掉了。
类似的事儿发生了三十年,赵老黑现在还是个小兵。
但赵老黑跟我说:"小子,你看着——我是个小兵,但我活着。当年那批跟我一起入伍的,升到百将的,死了;升到都尉的,死了;升到校尉的,也死了。就剩我一个,还活着。"
我说:"为啥?"
赵老黑说:"因为啊,官越大,越要往前冲。我这种小兵,一打仗就往后跑,没人在意。"
我说:"那不是临阵脱逃吗?"
赵老黑说:"小子,你记住——'临阵脱逃'这四个字,是士大夫发明出来骗你的。在战场上,活着就是赢。死了,啥都没了。"
这是我从赵老黑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军营生存法则。后来事实证明,这条法则比我从《论语》里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更有用。
· 八 ·
三天后,我们到了颍川郡城。
颍川郡城叫"阳翟",是颍川郡的首府。那时候的阳翟我以前没来过——我们田家洼离阳翟四十里,但我十四年没出过村子方圆十里——所以当我远远看见阳翟的城墙的时候,我惊呆了。
那城墙真高啊。
后来我才知道,阳翟的城墙也不算特别高,比起洛阳的城墙差远了,比起长安的更不用提。但对一个第一次出远门的乡下小孩来说,那城墙就是一座山。
进了城,我又惊呆了一次。
城里的人真多啊。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的阳翟实际上正处于人口最少的阶段——前两个月一大半人逃出去了,这两天才陆陆续续回来一些。但对一个第一次进城的乡下小孩来说,那么多人在一条街上走来走去的场面,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全村人聚集"的极限。
王什长把我交给了一个文吏,那个文吏穿着青色的官服,姓陈,三十多岁,看起来挺精神。陈文吏问我:"识字吗?"
我说:"识。"
陈文吏说:"会写吗?"
我说:"会。"
陈文吏给了我一支笔——竹管的,毛尖很秃——和一片竹简,说:"写'颍川郡'三个字给我看。"
我写了。
陈文吏点点头,说:"勉强能用。从今天起,你就是郡兵营的文书了。月俸三百钱,包吃包住。明白吗?"
我说:"明白。"
陈文吏说:"你叫什么?"
我说:"田六。"
陈文吏停笔在竹简上记了一下,说:"好土的名字。我给你改个。"
我说:"叫啥?"
陈文吏想了想,说:"你姓田,'田'者,'地'也。你身在乱世,活下去就好。我给你叫'田活'吧。"
我说:"这个比'田六'还难听。"
陈文吏说:"那你自己起一个。"
我想了想,说:"就叫'田畴'吧。"
陈文吏说:"田畴?哪个'畴'?"
我说:"'畴'就是田地的意思。我们家祖祖辈辈种地的。"
陈文吏笑了,说:"这名字有意思。你这小子有点东西。好,就叫'田畴'。"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颍川郡里另外有一个真正的"田畴",是个有名的士族子弟——不过他在另一个郡。我这个假的"田畴"和那个真的"田畴",这辈子都没见过面。
但反正从那天起,我就成了"田畴"。
那是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黄巾起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
我十四岁。
我从今天开始,是大汉朝廷的一个文书小吏,月俸三百钱,包吃包住。
我以为这是我人生最低谷。
我那时候不知道,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我会跟着我的主帅们——一个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见证这个我以前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大汉",怎么一步一步、慢慢腾腾、磨磨蹭蹭地、像一头老牛累得动不了一样地,倒下去。
我会看见皇帝换三个,丞相换八个,主帅换十几个。
我会去过洛阳,去过长安,去过许都,去过邺城。
我会在曹操身边端过茶,在刘备身边写过信,在孙权身边——咳,这个后面再说。
我会看见很多很多人死掉。
但我也会活着。
因为我大哥从山上跑回来对我爹说的那一句话:"弟弟会回来的。"——会一直在我脑子里。
也因为周夫子十年前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咱们这种人,念书,就是为了在这世道上多活几年。"——会一直在我心里。
更因为赵老黑后来在军营篝火边对我说的那一句话:"小子,活着就是赢。"——会一直跟着我。
我叫田畴——曾经叫田六——颍川阳翟县田家洼村人,大汉中平元年起入郡兵营当文书。
这是我的故事。
这也是大汉朝最后那几十年的故事。
我们一起说说看吧。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