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远行(1937—1951)
纸飞机编辑部 · 5953字
承山的父亲叫高守义。
在后来的年月里,承山很少对人提起父亲。不是不愿意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一个人离开了十四年,回来后又像一截烧剩的柴火,闷着烟不见火苗,你说他什么呢?
高守义生于光绪三十一年,属蛇。他跟爷爷长得不像——爷爷宽肩厚背,手掌像蒲扇;守义中等个头,身子骨偏瘦,手指细长,能写自己的名字,还能打算盘。这在鹿鸣沟算是识字的人了。爷爷没让他上过正经学堂,但在镇上私塾旁听过两年,认得百十来个字。就这百十来个字,把他的心给撑大了。
守义不爱上山。这是他跟爷爷最大的不同。爷爷觉得山是命根子,守义觉得山是牢笼。他年轻时候常跟爷爷吵架,吵的无非是那些老话题——该种地还是该打猎,该留在沟里还是该出去闯。爷爷说:"你走了,山谁来守?"守义说:"山有啥好守的?守一辈子还是个穷猎人。"
承山记得父亲在家的那些日子。那是他十岁、十一岁时候的事。父亲不怎么打猎,但会种地,也会编筐、修房、做一些细木工活。他干活的时候不爱说话,闷头做,手上的活计比村里人都精细。他编的筐眼密、底实,拿到镇上能卖好价钱。他给承山做过一把小木枪,枪管是用竹筒削的,枪托是一块核桃木,打磨得光溜溜的。承山拿着它在院子里"砰砰砰"地比划,爷爷看见了,哼了一声说:"玩枪的人不一定都是猎手。"
守义听了没吭声,但脸上的表情承山记得——那是一种闷着的气,像灶膛里没引燃的柴,憋着一股劲儿。
1936年冬天,西安事变的消息隐隐约约传到了鹿鸣沟。说是张学良把蒋委员长给扣了,要逼着打日本人。镇上的人议论纷纷,有人说要打仗了,有人说打不起来。守义那段时间经常往镇上跑,有时候一走就是一整天,天黑才回来。爷爷问他干啥去了,他说"办事",不细说。
承山那时候小,不懂这些。他只记得有一回父亲从镇上回来,眼睛亮亮的,跟娘在灶房里说了很久的话。娘后来哭了,但守义拍了拍她的肩膀,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1937年春天,守义带承山上了一趟山。
那不是打猎,是采药。守义跟镇上的药铺掌柜学了点认药材的本事,知道山上的柴胡和黄芪值钱。他背着背篓,带着承山,从沟底一路爬到半山腰的阴坡。阴坡上灌木多,柴胡就长在灌木丛底下,细细的茎,伞形的花序,不仔细看根本认不出来。
"承山,你看好了。"守义蹲在一丛柴胡旁边,用小锄头小心地刨根。"根要完整的,断了就不值钱了。"
承山蹲在旁边看。父亲的刨药手法很仔细,跟爷爷打猎时的专注不一样——爷爷的专注是猎人的专注,眼睛盯着猎物,全身绷紧;父亲的专注是手艺人的专注,低着头,手指灵巧地摆弄着泥土和根须。
"爹,你为啥不跟爷爷学打猎?"承山问。
守义的手停了一下。他抬头看了看远处的山脊,沉默了一会儿,说:"打猎靠的是胆子。我胆子不够大。"
"爷爷说你胆子不小。"
"你爷爷不懂。"守义低下头,继续刨药。"胆子大不是不怕死。胆子大是知道自己怕什么,还敢去做。我怕的不是死,我怕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啥也没见过,啥也没干过,老了跟你爷爷一样,只会打猎。"
承山那时候听不太懂。但他记住了父亲说这话时的表情——不是怨恨,不是不甘,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焦渴,像旱地里裂了缝的土,拼命想喝水。
那天他们采了满满一背篓柴胡,背到镇上药铺卖了八毛大洋。守义给承山买了两块芝麻糖,给自己买了一包"哈德门"纸烟。回家的路上,他抽着烟,走在前头,承山跟在后面。夕阳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山路上,一晃一晃的。
那是承山记忆中和父亲最后一次单独在一起。
到了1937年秋天,卢沟桥的事变传来了。守义往镇上跑得更勤了。十月的一个傍晚,他没有回家吃饭。娘等到半夜,他才回来,脸色铁青。他在堂屋里坐了很久,抽了半包纸烟,把屋里熏得乌烟瘴气。
第二天一早,守义对爷爷说:"爹,我要走了。"
爷爷正蹲在院子里擦枪。听了这话,手里的布条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擦。"走哪?"
"当兵去。"守义说,"镇上在征兵。国军的队伍,说是去前线打日本人。一个月发六块大洋。"
爷爷把枪管举到眼前看了看,放下,慢慢站起来。他比守义矮半个头,但那种气势压得守义往后退了半步。
"你媳妇知道吗?"
"知道。"
"你儿子知道吗?"
守义没说话。
"六块大洋。"爷爷的声音很低,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觉得六块大洋就能把你这条命买走?"
"爹——"
"你走了,这个家谁管?你娘身体不好,承山才十二,你媳妇一个人撑着,撑得住吗?"
守义低着头,半晌才说:"六块大洋能买八百斤粮食。够你们吃一年。"
爷爷盯着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蹲下去,继续擦枪。他的背影在晨光里显得格外苍老,脊背还是直的,但肩膀好像塌了一点。
"你走吧。"爷爷说。声音平平的,听不出喜怒。"走了就别惦记家里。家里有我。"
守义走的那天是个阴天。承山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早上下了一场小雨,山路湿滑。父亲背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两双布鞋、一件夹袄和几个窝头。他蹲下来摸了摸承山的头,说:"听你爷的话。好好长大。"
承山点了点头,没哭。他不知道该不该哭。
守义又看了看娘。娘的眼眶红了,但没掉眼泪。她把一个布包塞进守义的包袱里,里面是他爱吃的柿饼和一双新纳的鞋垫。
守义站起来,转身往山下走。他走了十几步,回了一次头。承山看见父亲的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最后什么表情也没有,只留下一个越来越小的背影,消失在湿漉漉的山路上。
爷爷站在院门口,抽着旱烟,看着守义走远。烟锅里的火灭了,他也没重新点。
从那以后,父亲就像被山吞掉了一样,没了消息。
头一年,偶尔有镇上的人带话回来,说守义跟着队伍到了河南,在洛阳一带驻扎。第二年,又有人说队伍往南撤了,到了湖北。第三年、第四年,消息就断了,像一根绳子被人一刀剪断,两头都够不着。
娘每次听到有当兵的经过镇上,就跑去打听。但那些兵自己都不知道明天往哪走,更不可能知道一个鹿鸣沟的高守义在哪里。有一回一个老兵说,他认识一个姓高的陕西兵,瘦瘦的,会编筐。娘激动得不行,追问后来呢。老兵摇了摇头说,那个高个子在湖北打仗的时候受了伤,后来就没见过了。
娘回来哭了一场。爷爷没安慰她,也没骂她,只是说了一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死了会有人报信的。"
这话听着冷,但承山知道,那是爷爷能说出来的最暖的话了。
那些年,承山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打猎、种地、做人,全是爷爷教的。父亲在他的记忆里慢慢变淡了,像一张被水泡过的旧照片,轮廓还在,颜色越来越浅。有时候他在山上砍柴,忽然想起父亲带他采药的那个下午,想起父亲刨柴胡时仔细的手指,想起父亲说"我怕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但他想不清楚父亲的脸了,只记得一个瘦削的背影,和一双不够粗糙的手。
1948年冬天,淮海战役打响了。承山那时候已经二十三岁,娶了秀兰,成了家。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父亲高守义,就在淮海战场的某一个角落里。
守义跟着国军辗转了十一年。从河南到湖北,从湖北到安徽,最后被裹进了淮海战场。他当了十一年兵,没当上官,只是个普通士兵。他打过仗,挨过饿,见过战友在身边被炮弹炸成碎片,也见过敌人的刺刀从面前擦过去。他没有变成英雄,也没有变成懦夫,只是变成了一个疲惫的人——一个被战争磨去了所有棱角的人。
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守义所在的部队被围在了一个叫什么集的地方。弹尽粮绝,天上飘着雪,地上全是尸体。他和几个同乡商量了一夜,天亮的时候,他们把枪扔了,举着手走出了阵地。
解放军没有杀他们。给他们发了路费和一张"解放证",说愿意留下的编入队伍,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守义选择了回家。但那时候他右腿在突围时被弹片削伤,走不快,只好一路走走停停,靠给人帮工换口饭吃。
他从淮海战场走到鹿鸣沟,走了将近两年。
1951年的春天,承山正在后山砍柴。他远远听见沟底有人喊他的名字——"承山!承山!"声音沙哑,像是很久没怎么说过话。
他站在山梁上往下看。沟底的小路上站着一个男人,瘦得脱了形,穿着一身破烂的灰布衣裳,右腿一瘸一拐的,背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包袱。他的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比他的年纪该有的多得多。
承山看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
"爹?"
他的声音在山谷里传出去很远。
那天下午,承山把父亲领回了家。秀兰从没见过公公,一时不知道叫什么。小山——承山的儿子,那时候刚一岁,正趴在娘怀里吃奶,瞪着一双黑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瘦老头。
爷爷坐在院子里的槐树下,听见动静,抬起头来。
父子俩隔着一个院子对视。爷爷老了——七十六岁了,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一些。守义老了——四十六岁的人,看上去像六十岁。
"回来了。"爷爷说。只有这三个字。
"回来了。"守义答。也只有这三个字。
没有拥抱,没有大哭,甚至没有多余的表情。两个在山里活了一辈子的男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十四年的别离。
秀兰赶紧去灶房做饭。承山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干净衣裳给父亲换上,又打了一盆热水让他洗脚。守义脱了鞋,承山看见他的右脚少了两个脚趾——那是弹片削掉的,伤口早就好了,但疤痕狰狞,像一块揉皱了的皮革。
守义回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鹿鸣沟。有人来看他,问他外面的事。他不太愿意说,问多了就低头抽烟,或者岔开话题。有人说他当了逃兵,有人说他被解放军俘虏了,也有人说他在外面又娶了一个媳妇。守义不解释,承山也不问。
守义在家住下来了,但他跟这个家格格不入。他不会种地——或者说忘了怎么种,拿锄头的姿势别扭得很,刨出来的垄歪歪扭扭。他也不会打猎——他从来就不会,现在更不会了,右腿的伤让他连山路都走不稳。他能做的就是坐在院子里编筐,手指还是那么灵巧,编出来的筐还是那么精细,但没有人需要他的筐了。供销社有工厂生产的塑料筐卖,比他的结实,还便宜。
承山每天上山打猎、砍柴、挖药,天黑才回来。守义就坐在院子里,从早坐到晚,有时候编几个筐,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看着院墙上爬的那棵牵牛花发呆。秀兰给他端饭,他吃几口就放下,说吃不下。
有一回承山从山上回来,背了一只獾子。他在院子里收拾猎物,守义坐在一旁看着。承山的手法很利落——剥皮、去内脏、分割,一气呵成,跟爷爷当年一样干净。
"你比你爷还利索。"守义忽然说了一句。
承山手里的刀停了一下。"爷爷教的。"
"他教得好。"守义说。他看着承山手上的血和那把猎刀,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东西——像是羡慕,又像是愧疚,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苦涩。"我年轻的时候,他也要教我。我没学。"
承山没接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那时候觉得,打猎没出息。"守义从怀里掏出纸烟——他现在抽的是最便宜的"大前门"——点了一根。"我想出去闯闯,见见世面。结果呢?世面是见着了。日本人的炮,国军的败仗,淮海战场上的死人堆……世面就是这些东西。"
他吐了一口烟,烟雾在暮色里散开。
"承山,你说我是不是走错了?"
承山把獾子肉放进盆里,用布擦了擦手。他看着父亲,想了想,说:"爹,您走了十四年。这十四年里,爷爷教我打猎,教我做人。我从来没怪过您。"
"我不是问你怪不怪我。"守义掐灭了烟头,"我是问我自己。"
那天晚上,承山去看爷爷。爷爷坐在老屋里,面前放着一壶烧酒,自斟自饮。灯火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摇晃晃的。
"爷,我爹他……好像不太对劲。"承山说。
爷爷喝了一口酒,没看他。"他在外面待了十四年,十四年的仗打下来,人还能对劲?"
"那他以后怎么办?"
"能怎么办?"爷爷把酒盅往桌上一墩。"他走了他的路,走不通就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家里的人。该吃吃,该住住。他的腿不好,你别让他上山。他在家里编编筐,也就算了。"
爷爷的语气很平淡,但承山听出了底下的东西——那是一种被压了十四年的心疼。爷爷不是不惦记儿子,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惦记。山里的男人不会说软话,不会抱人,不会哭。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沉默,和做事。爷爷第二天一早就把守义以前睡的那间屋子收拾了一遍,换上新铺的草席,把窗户纸糊了,又在门口放了一把椅子——他知道守义腿不好,走累了能坐。
守义在鹿鸣沟又活了五年。
五年里,他几乎没有出过村。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家、院子和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他每天坐在老槐树底下,看村里人进进出出,看太阳从东山上爬上来、从西山上掉下去。有时候有小孩跑过来,他就给他们编蚂蚱、编小篮子,手指翻飞,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
他也会跟承山说一些外面的事。说洛阳的牡丹花有多大,说湖北的鱼米之乡怎么富庶,说安徽的平原一望无际,站在田埂上能看见几十里外的村庄。他说这些的时候,眼里会泛出一点光,但很快就暗下去了,像是油灯被风吹了一下。
"外面的世界大是大,"他说,"可那不是咱们的。"
1956年的秋天,守义开始咳嗽。起初是干咳,后来带血丝。承山要带他去镇上看医生,他不去,说浪费钱。到了冬天,他起不来炕了,整天躺着咳,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承山请了镇上的赤脚医生来看。医生听了肺,摇了摇头,说是肺痨,治不好了,只能养。
守义听了,笑了一下。那是承山很少见的笑——不是苦笑,而是一种释然,像是一个赶了很远的路的人,终于看见了可以歇脚的地方。
那年腊月,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承山坐在父亲的床边,听着他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守义忽然睁开眼,看着窗外。
"承山,"他的声音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帮我开一下窗户。"
承山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风夹着雪花灌进来,守义深吸了一口气,咳了几声。
"山。"他说,"让我看看山。"
承山把窗户推得更大了。窗外是后山,白雪覆盖,松林苍翠,跟几十年前爷爷带他上山的那个冬天一模一样。
守义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
"我年轻的时候嫌这座山碍眼,"他说,声音越来越轻。"走了十四年,看了那么多山,没一座比得上咱家这座。"
他伸出手,承山握住了。那只手瘦得像鸡爪子,但指尖还残留着编筐磨出来的茧子——那是手艺人的茧子,不是猎人的。
"承山,"守义最后说了一句,"你替我好好守着这座山。"
那天夜里,守义走了。
承山把他葬在爷爷坟的旁边。两座坟并排朝着后山,一老一少。他没有立碑——鹿鸣沟的规矩,只有活过六十的人才能立碑。守义才五十一岁,不够格。承山找了一块后山上的青石,立在坟前,上面什么也没刻。
爷爷来看过一次。他拄着拐杖,在儿子的坟前站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回去的路上,他摔了一跤,承山扶他起来,他说:"不碍事。"但他的步伐从那以后更慢了,像是身体里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
后来承山常常想,父亲这辈子到底算怎么回事。他离开了山,去追寻外面的世界,结果被外面的世界打碎了。他回来了,但回来的只是一个壳,里面装的全是碎了的梦和愈合不了的伤。
可他又想,也许父亲并不完全是被战争打碎的。也许从一开始,从他说"我怕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碎了。他碎在了一种比炮弹更厉害的东西上面——那叫做"不甘心"。
爷爷从来没有不甘心。他跟山是一体的,山给他什么他就接什么。可守义不是。他想要山以外的东西,但山以外的东西不要他。
这是高家三代人里最残忍的一课:山养得了认命的人,养不了不认命的人。
承山不知道自己认不认命。但他知道,从父亲走的那天起,他再也不想去山外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