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变天（1948年秋）

1948年的秋天来得格外猛。

山上的黄栌红得像着了火，沟底的柿树上挂满了灯笼似的红柿子，可没人有心思摘。镇上天天有消息传过来，一个比一个吓人：解放军打下了济南，打下了沈阳，打下了锦州，几十万大军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国军节节败退，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一片接一片地往下掉。

鹿鸣沟也变了。倒不是村子变了，是人变了。镇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开始往南跑，地主老财们把金银细软打包，赶着骡马往汉中方向走。也有人反过来，一些穷得叮当响的后生们突然精神了，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说是要"迎接解放"。

承山二十三岁了。他已经娶了媳妇——邻村的孙秀兰，一个能干的姑娘，嫁过来的时候陪嫁了一头驴和两床棉被。奶奶在前一年冬天走了，走得很安静，睡着睡着就没了。爷爷没有哭，只是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了一整夜的烟，第二天把奶奶的烟荷包揣在怀里，再也没拿出来过。

承山和爷爷的关系也在变。不是感情变了，是位置变了。承山的力气已经超过了爷爷，上山的时候他走在前面，爷爷走在后面。打猎的时候，爷爷负责看地形、辨风向，承山负责开枪。老套筒传到了承山手里，爷爷腰里只别一把猎刀。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承山从山上回来，背了两只野鸡。他远远地看见村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一看，是几个穿灰布军装的人，正在给村民们讲话。他们说的是普通话，但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

"乡亲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从今天起，鹿鸣沟解放了。"

说话的是个年轻的军官，二十五六岁，脸上还带着硝烟的痕迹，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他身后站着十几个战士，个个精瘦，但腰杆笔直，枪上了刺刀，在夕阳底下闪着光。

村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鼓掌还是该跑。

承山站在人群后面，看着这些解放军战士，心里想起了爷爷说过的那支游击队。不知道这些人里面有没有当年在山里打游击的。

他回到家，把野鸡交给秀兰，然后去找爷爷。爷爷正在院子里劈柴，听了承山的话，把斧子放下了。

"解放了？"爷爷问。

"说是解放了。"

"那谁解放谁？"

承山答不上来。

爷爷沉默了一会儿，弯腰捡起斧子，继续劈柴。劈了两下，他停下来，说了一句话，承山后来记了一辈子——

"不管谁坐天下，山上的野兽不认旗号。该打猎打猎，该种地种地。山不会变。"

但爷爷错了。山没变，但山上的规矩变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土地改革来了。地主家的地分了，赵麻子被拉出来批斗了，村子里成立了互助组。爷爷被划为"贫农"，分了三亩水田和半头牛。他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地，站在田埂上看了半天，然后蹲下来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捏了捏，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好土。"他说。

但他还是更爱上山。对他来说，种地是副业，打猎才是正行。土地是死的，山是活的。地里的庄稼一年收一季，山里的猎物一年四季都有。而且山不催你交租子，不逼你完粮，你凭本事吃饭，凭力气活命。

1949年十月，收音机里传来了一个湖南口音的声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镇上放了鞭炮，村里敲锣打鼓，承山也被拉去参加庆祝大会。爷爷没去，一个人上了山，到傍晚才回来，背了一头半大的野猪。

"庆祝庆祝。"他把野猪往院子里一扔，对秀兰说，"收拾了，炖上。"

那是承山记忆里爷爷最痛快的一天。不是因为解放了，而是因为他打了一头野猪，又有了一个理由请全家人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