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北上广宗
说书的小吏 · 14165字
· 一 ·
长社那场火烧完之后,我以为我们能歇一阵子。
我那时候十四岁,对"打完仗"这件事的理解还停留在田家洼的层面——比方说村东头跟村西头打架,打完了,各回各家,喝点小米粥,第二天该下地下地,该吹牛吹牛。
我不知道朝廷打仗不是这个逻辑。
朝廷打仗的逻辑是:你赢了一场,朝廷会想着你顺便再打一场;你再赢一场,朝廷会想着你索性把剩下的也都打了。
长社破围之后的第六天,洛阳的命令到了。
那天我刚从大营外的小溪边洗完一摞竹简——这是我们文书房在战时的活儿之一,竹简被血水溅到了得洗,洗完晒干了还能用——回到帐篷里,看见张老书蹲在地上,一手拿着酒葫芦,一手拿着一片刚抄完的命令,眯着眼睛在看。
张老书看见我,把那片竹简往我怀里一扔,说:
"小老弟,看看。"
我接过来一看,命令很短,就两行字:
"中郎将皇甫嵩、朱儁即日北上冀州,会剿张角主力。颍川随军兵吏一并北上。粮草沿途调拨。不得有误。"
我看完,抬起头看张老书。
张老书喝了一口酒,看了我一眼,缓缓地说:
"小老弟。我跟你说啊。"
我说:"您说。"
张老书说:"咱们这趟出来,本来我以为是出差。现在看来,是搬家。"
我说:"搬到哪儿去?"
张老书说:"冀州。"
我说:"冀州在哪儿?"
张老书把酒葫芦往地上一搁,伸出一根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潦草的圈。然后在圈的下方戳了一下,说:"这是颍川。"又在圈的偏上方戳了一下,说:"这是冀州。"然后从下面那个点开始,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线,一直拉到上面那个点。
那条线特别长。
张老书说:"就这么远。"
我盯着那条线看了一会儿,问:"这是几天的路?"
张老书说:"不堵车,一个半月。"
我说:"堵车呢?"
张老书说:"堵车,看堵几次。每堵一次,加半个月。"
我说:"要是路上下雨呢?"
张老书说:"下雨加一个月。"
我说:"要是黄巾军在路上拦咱们呢?"
张老书把酒葫芦又拿起来,喝了一大口,闭着眼睛说:
"那就到不了。"
那天晚上,我又开始想念田家洼村口那棵老槐树了。
我每次睡不着觉就会想念那棵树。我也不知道为啥,那棵树长得不算好看,树皮是裂的,树叶是稀的,我小时候还在那棵树下被村里的二狗子欺负过——但只要我开始想家,最先想到的就是那棵树。
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那棵树代表着"我可以靠在这儿什么都不用干"。
而我现在的处境是:"我得起来,往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走一个半月。"
· 二 ·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
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军队北上"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它不是简单的"两千个人往北走"。
它是:两千多人、四百匹马、八十辆车、不知道多少头驴和骡子,再加上随军的民夫——我估计有八九百——浩浩荡荡铺出去几里地。这一长串东西不是一起出发的,是分批走的。前队先走半天,后队再走,每天傍晚到一个事先约好的地方汇合。
我们文书房五个人——我、张老书、老李、老何、小赵——分在中队,跟着一辆装文书工具的车。车上有竹简、笔墨、木牍、还有一些干粮。
车是牛车。
我跟你说,牛车这东西,乍一听挺好——你可以坐在上面写字。但实际上,牛车有两个问题。
第一,牛走得比人慢。
第二,牛车走起来颠得厉害——颠到你坐在上面写字,写的字会变成蛐蛐。
所以我们五个文吏除了小赵年纪小坐在车上,其他四个都得走路。我们走在车旁边,跟在车后面的尘土里。
老何走着走着就开始抱怨。老何这个人话不多,但一开始抱怨就停不下来。
老何说:"这车走得跟我家儿子学走路一样。"
我说:"您家儿子多大了?"
老何说:"去年生的。"
老李慢悠悠地说:"老何,按这个走法,到冀州的时候你儿子估计也学会走路了。"
老何说:"我可不能这么走一个半月。"
张老书说:"你不这么走,你想咋走?飞过去?"
老何说:"要是能跟着马队走多好。"
张老书说:"你跟着马队走?你跟着马队走得吃多少粮食你知道吗?"
老何说:"我又不是马,我吃多少粮食?"
张老书说:"你不是马,可你跟着马走的话,你就得跟马一个速度。一个文吏跟着马走,三天就废了。"
老李说:"关键还不是这个。关键是马队走前面,咱们走中间,万一前头碰上事,咱们后面的人能听见动静往后撤。要是咱们跟着马队,前面碰上事咱们就和马一起完了。"
老何叹了口气,不说话了。
我那时候才开始明白:行军这件事,每一个看起来不合理的安排,背后都有一个合理的理由。这个理由通常跟"活命"有关。
· 三 ·
我们出颍川走了三天,进入了兖州境内。
兖州这地方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见过。我这辈子第一次出颍川。
兖州的地,比颍川的地要平。兖州的天,比颍川的天要高。兖州的村子——
我得跟你说说兖州的村子。
我们进入兖州境内之后的第二天,路过了一个叫"白塘"的村子。
那个村子,从远处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村子,房子歪歪斜斜地排着,村口有一棵歪脖子树,跟我们田家洼那棵老槐树长得有点像。我那时候心里还挺高兴,心想兖州的村子也跟我们颍川的村子差不多嘛。
走近了之后我才发现不对。
不对的地方是:那个村子里没有人。
不是没什么人,是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炊烟。没有狗叫。没有鸡叫。没有任何一个活物。
我们的队伍从村口走过去,那个村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我侧头往村里看了一眼,看见那些房子都是被烧过的——有的烧得只剩半堵墙,有的烧得只剩地基,有的房子虽然还在,但是门是开着的,门里面是黑的。
我看见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扔着一只小孩穿的鞋子。
那只鞋子是布做的,绣了一朵小花。鞋子已经被雨水泡得发黑了,扔在地上没人捡。
我那时候十四岁,我没见过这种场面。
我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张老书走在我后面,看我停下来,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张老书说:"小老弟,别看了。"
我说:"这村子怎么——"
张老书说:"黄巾来过。"
我说:"那村里的人呢?"
张老书没说话。
我们继续往前走。走出村子之后,我回头又看了一眼。
我永远记得那个回头一看。
那个村子在夕阳下,看起来还挺好看——歪脖子树,矮房子,黄土路,远处的山——那是一幅田园画的样子。
但那幅画里没有人。
没有人的田园画,看着就特别瘆得慌。
走出了大概一里地之后,张老书走到我旁边,说:
"小老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
我说:"哪句?"
张老书说:"打仗这件事,不管谁输谁赢,死的都是穷人。"
我说:"记得。"
张老书说:"你刚才在村口看见的,就是那句话的注脚。"
我说:"那他们——他们是被黄巾杀的,还是被官军杀的?"
张老书说:"你猜呢?"
我说:"我猜不出来。"
张老书说:"你猜不出来,因为没区别。"
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山坡上扎营。我躺在帐篷里,盯着帐篷顶上的破布看。破布上有一个洞,从洞里能看见外面的星星。
我那时候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
田家洼可能也已经是这样了。
我没法知道。我离家八个月了。我寄回去的那一千钱有没有送到,我不知道。我爹有没有被再一次拉去服徭役,我不知道。我哥的腿有没有好,我不知道。我娘有没有生病,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兖州的这个白塘村,长得跟田家洼差不多,但里面的人都不见了。
我那天晚上没哭。
老李说过,这世道你哭一次就够了。
我已经在长社哭过了。
那一晚的眼泪,我攒着,留给以后用。
· 四 ·
走到第十二天,我们路过一个被烧得更彻底的村子。
这个村子没有名字——准确地说,我们路过的时候,没人告诉我们它叫什么名字。它就是一片废墟,连村名的木牌都被烧没了。
我们的队伍在那个村子的边上停下来歇脚。歇脚的时候,孙都尉派了几个人进村去看看,看看有没有水井可用、有没有还能用的粮食。
我跟着张老书也进去了。我们文吏的活儿之一是清点物资,看看能不能从废村子里搜到一点东西补充军用。
我们在村子里转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井是有,井里被人扔了死人,水不能用。粮食是没有,黄巾军走的时候把能带的都带走了,带不走的烧了。房子是有,房子里也没什么。
我们正准备出来的时候,我从一户人家的破墙后面,听见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很微弱,像是有人在咳嗽。
我愣了一下,往那个声音走过去。
我绕过那堵破墙,看见一个老婆婆。
那个老婆婆坐在一堵半塌的墙根下,怀里抱着一床破棉絮,看着应该有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她做了一件让我至今都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事。
她伸出一只手,颤颤巍巍地朝我招了招,叫了一声:
"二娃。"
我愣住了。
我说:"婆婆——"
她说:"二娃,你回来了?"
我说:"我不是——"
她说:"二娃,你回来了,奶奶就放心了。你爹娘呢?"
她的眼睛是浑浊的,像是看不清东西。
张老书在我身后,轻轻拽了一下我的袖子。
张老书小声说:"小老弟,她认错人了。她可能眼神不好,也可能是脑子不清醒了。"
我点点头。
我看了一眼这个老婆婆——她那么瘦,瘦得跟一捆干柴似的——又看了一眼她怀里那床破棉絮,棉絮里好像还包着什么东西。
我蹲下来,问她:"婆婆,您怀里抱着什么?"
她笑了笑,说:"我家二娃小时候穿的衣服。"
我说:"那二娃呢?"
她说:"二娃今年十四了,跟你一样高。"
她又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
她的手是冰凉的。
她说:"你饿不饿?奶奶给你做饭去——"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但她站不起来。她试了三次,每一次都跌坐回去。
最后一次跌下去之后,她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对了,奶奶家里没粮了。"
她坐在那儿,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慢慢流出来。她哭得没什么声音,眼泪是从皱纹里渗出来的。
我把我腰间的干粮袋解下来。
我那时候随身带着两天的干粮——那是我们文吏的标配——大概六七个粟米饼子,还有一小包腌菜。
我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她怀里。
张老书在我身后,叹了一口气,但没拦我。
我说:"婆婆,您先吃。"
她抓了一个饼子,咬了一口,慢慢地嚼。
她嚼得特别慢——不是因为她在品尝,是因为她牙不行了,嚼不动。
她嚼着嚼着,又看了我一眼,说:"二娃,你是不是又长高了?"
我说:"是。"
她说:"二娃,你爹还在打仗吗?"
我说:"还在。"
她说:"二娃,你跟奶奶说,咱们这仗还要打多久?"
我没回答。
我那时候十四岁,我不知道这仗要打多久。
我现在三十多岁,我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多久。
我说:"婆婆,奶奶,您把这些饼子吃完,您慢慢吃。"
我站起来。
张老书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往外拽了一下。
我们从那堵墙后面绕出来。出来之后,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老婆婆还坐在那里,抱着一床破棉絮和我留下的那包干粮,慢慢地嚼那个饼子。
我们走出村子的时候,张老书没说话。
我们重新跟上队伍之后,张老书才低声对我说:
"小老弟,你这两天不许找我借粮。我没多余的。"
我说:"好。"
张老书说:"你明天饿了怎么办?"
我说:"我还能撑一天。撑到下一个补给点。"
张老书叹了口气,从他自己的干粮袋里摸出一块饼,掰了一半给我。
他说:"拿着。别再做这种事。"
我说:"您刚才不是说没多余的吗?"
张老书说:"我刚才那是怕你再做这种事。"
我接过那半块饼。
老李这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我们后面,听见了我们的话。
老李慢悠悠地说:"田畴。"
我说:"嗯?"
老李说:"你做这件事,不会改变那个老婆婆的命。她明天还是要饿死的。"
我说:"我知道。"
老李说:"那你为什么要做?"
我说:"我——我也不知道。"
老李说:"你做了这件事,你就背着这个事走完剩下的路。这事是你给自己背的。"
我说:"我知道。"
老李没再说话。
走了一会儿,老李又开口了,说:
"做得对。"
· 五 ·
我们走了二十二天,进入冀州境内。
进了冀州之后,行军变得更加难受。
主要是天热。
那年——中平元年——冀州的夏天据说是十几年来最热的一年。我们走到冀州境内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六月的太阳能把竹简晒裂。
我们文书房五个人天天打哆嗦——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热。
老何中暑过两次。第一次他自己爬起来了,第二次他躺在牛车上一整天,下来之后人瘦了一圈。
张老书的酒葫芦每天都见底,但他从来不肯多喝水。他说他喝水会加速出汗。我说出汗才能解暑。他说他不解暑,他靠精神。
我说:"您这精神能撑多久?"
张老书说:"撑到广宗。撑到广宗我就活过来了。"
我说:"那要是广宗也热呢?"
张老书说:"广宗在冀州北边。冀州北边一定比这凉快。"
事实证明,张老书说得不全对。冀州北边没有特别凉快,但比我们走的这一段确实凉一点。
我们到广宗外围的时候,是七月初。
那时候我们已经走了快两个月。
进入广宗外围的第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是从前线营地里传出来的,绕过几道嘴,传到我们这边。传闻说:之前在冀州主持剿匪的,并不是皇甫嵩,是另一个人,叫卢植。
卢植本来已经把张角围在广宗了,眼看就要破城。结果朝廷派了一个太监来视察,姓左,叫左丰。
左丰到了之后,跟卢植要钱。
卢植没给。
左丰回去就告了一状,说卢植围城不力、消极怠战。
朝廷一听,把卢植拿了回去问罪。
然后派了董卓来接替卢植。
董卓接了之后,跟张角打了一仗,输了。
朝廷又把董卓撤了。
然后才派了皇甫嵩。
我们也是因为皇甫嵩接了这个活,才被一路从颍川拽到冀州来。
这个传闻是当晚我们文书房五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老何讲出来的。老何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讲得绘声绘色,跟亲眼见着似的。
老何讲完之后,张老书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
"卢植要是给那太监几个钱,就不会被撤了。咱们这次北上也就不用走了。"
我说:"就为了几个钱?"
张老书说:"小老弟,朝廷这种地方,几个钱是大事。"
老李慢悠悠地说:"关键不是几个钱。关键是卢植那种人,他不肯给。"
我说:"为啥不肯给?"
老李说:"因为他要给了,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张老书说:"对。给了,他就不是卢植了。"
我说:"那他被撤了,他这辈子不算白活了?"
老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
"小田畴,你这个问题挺好。"
老李停了一下,又说:
"卢植被撤了,他是亏了。但他不亏在没给钱上。他亏在他生在了这个朝廷。"
我说:"那董卓呢?"
老何说:"听说那董卓在凉州可是个狠人,不知道在冀州咋就栽了。"
张老书说:"凉州的兵跟冀州的地不一样。董卓在凉州能横,是因为凉州的人少地大,骑兵跑得开。在冀州,地是平的,但人是多的——黄巾这种烂兵,靠的就是人多。骑兵冲过去,淹没在人群里就出不来了。"
我说:"那皇甫嵩怎么对付?"
张老书喝了一口酒,闭上眼睛说:
"皇甫嵩跟董卓不一样。皇甫嵩这个人,他打仗讲究'我得先看明白'。他不会上来就冲。他会先看,看明白了再打。"
老李说:"这就是为啥咱们到广宗了,可咱们没听见打仗的动静。"
我那时候才注意到——是的,我们到广宗外围的官军大营已经一天了,但我没听见任何攻城的动静。
我说:"那咱们要等多久?"
老李说:"等到皇甫嵩看明白。"
· 六 ·
我们等了很久。
不是我夸张。我们是真的等了很久。
我们到广宗外围之后,把营地扎在城南的一个山坳里。每天早上起来,看一眼广宗城。中午吃完饭,看一眼广宗城。晚上睡觉前,再看一眼广宗城。
广宗城就在那儿。
它一直在那儿。它不会动。
我们也不动。
我们文书房的活儿,从战时记录战功,变成了战时记录粮草。
战时记录粮草,听起来轻松,其实是个体力活儿——准确地说,是一个脑力活儿伪装成的体力活儿。
每天,从冀州各郡送来的粮草到我们大营,我们要登记:来自哪里、几车、几石、什么粮、什么时候到的、谁押送的、签收的人是谁。
每天,我们大营送出去的粮草,又要登记:发给哪个营、几石、几车、谁来取、谁送。
每天,全营的人吃多少粮,要清算。每天,剩下多少粮,要清算。
我那时候才真正学会数数。
我跟你说,我以前在田家洼也会数数,但我们家最多的时候也就一袋谷子——一袋谷子是一石。一石就是我能想象的极限。
到了广宗的官军大营,我每天面对的数字是:
三万人,每人每天吃两升米,一天就是六百石。
六百石——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一天的饭"可以是这么大一个数字。
一个月就是一万八千石。
如果围城三个月——
我有一天晚上算到这里,把笔扔了。
张老书看了我一眼,问:"小老弟,咋了?"
我说:"我算糊涂了。"
张老书说:"你算到哪儿糊涂了?"
我说:"我刚算到,咱们围城三个月,要吃五万四千石粮。"
张老书说:"对啊。"
我说:"五万四千石粮。这是多少粮啊?"
张老书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
"小老弟。这就是你今天该明白的事。"
他指了指广宗城,又指了指我们的大营,又指了指脚下的地。他说:
"打仗,不是兵跟兵打。打仗,是粮跟粮打。"
我说:"粮跟粮打?"
张老书说:"你看广宗城。城里有多少人?张梁带的兵,加上他们带的家属,加上城里原来的老百姓,少说十几万。十几万人一天吃多少粮?算它两万石。城里囤了多少粮?最多撑半年。半年之后,城里没粮了,他们要么投降,要么饿死。"
他顿了一下,又说:
"再看咱们。咱们三万人,一天六百石。咱们的粮是从冀州各郡送来的。冀州各郡今年还有粮吗?"
老李这时候插嘴说:"今年还有,明年就没了。"
张老书说:"对。所以咱们也没多少时间。"
我说:"那怎么办?"
张老书说:"拼。拼谁先粮没了。"
我说:"那要是咱们先没了呢?"
张老书说:"那咱们就撤。"
我说:"那撤了不就白来了吗?"
张老书说:"撤了至少能活着。"
老李慢悠悠地说:"小田畴,你听张老书的语气,就知道这趟咱们大概率不会撤。"
我说:"为啥?"
老李说:"因为皇甫嵩不会让他白来。皇甫嵩不是会白来的人。"
我说:"那万一咱们粮先没了呢?"
老李说:"那皇甫嵩会想办法逼城里先没。"
我说:"怎么逼?"
老李没有马上回答。他看着远处的广宗城,想了一会儿,说:
"逼粮的法子很多。最常见的是堵——把通城的路全堵了,让里面进不来一粒米。再常见的是——"
老李停了一下,说:"是等。"
我说:"等?"
老李说:"对。等。等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人'撑不住。"
我说:"最重要的人?"
老李指了指广宗城说:"里面据说有张角。张角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听说他这两年身体不好。等他撑不住的时候——"
他没说完。
我那时候没听明白他想说什么。我只知道,我们要等。
我们就这么等了一个多月。
· 七 ·
七月底,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但当时我们整个大营都在传,传了大概三天,都不敢相信,又过了三天,才慢慢开始信。
那件事是:张角死了。
不是被打死的。
是病死的。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以为是有人在开玩笑。
那天我从粮仓那边登记完账目回来,路过中军营的边上,听见两个亲兵在小声说话。
一个说:"听说了吗?"
另一个说:"听说啥?"
那个说:"张角死了。"
另一个说:"呸,少胡咧咧。城都没破,他咋死的。"
那个说:"就病死的。"
我那时候停了下来,竖起耳朵听。
后来我把这事儿告诉张老书。张老书一开始不信。张老书说:"你那俩亲兵肯定是嗑了什么东西,胡说八道。"
但第二天,张老书自己也听到了同样的传闻。第三天,老何也听到了。第四天,连小赵都听到了。
到了第七天,孙都尉派人来跟我们文书房说:
"你们准备一下。城里有动静。"
老李问:"啥动静?"
那个亲兵小声说:"听说,张角真的死了。"
我们五个文吏面面相觑。
张老书最先反应过来,他喝了一口酒,慢悠悠地说:
"我服了。"
我说:"您服啥?"
张老书说:"我服张角。"
我说:"您服他啥?"
张老书说:"我服他这个死法。"
我说:"这死法咋了?"
张老书说:"小老弟。我跟你说啊。"
他指了指广宗城,又指了指我们脚下,说:
"咱们朝廷为了打这个张角——光是动员的兵就有十几万。卢植带过,董卓带过,皇甫嵩带过。咱们从颍川走过来走了两个月。前后参与这事儿的人,加起来恐怕有几十万。"
他又指了指广宗城。
"结果,咱们还没攻城,他自己病死了。"
我那时候忽然觉得有点想笑。
我说:"这不就好比——"
我想了一会儿,想出来一个比方。
我说:"这不就好比——你追了一个人三百里地。你追他是为了揍他。结果你追到的时候,他已经摔了一跤摔死了。"
张老书听完,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突然笑了起来。他笑得喷出了一口酒。他喷完酒之后说:
"小老弟。你这个比方好。"
老李也笑了。老李笑起来很少见——他嘴角往上挑了一下,鼻子里出了一点声音——这就算他笑了。
老李说:"田畴。你这个比方不光好,它准。"
我说:"准在哪儿?"
老李说:"准在'人'这个字上。"
我说:"啥意思?"
老李说:"咱们追的不是张角的'势'。咱们追的是张角这个'人'。这个人没了,势就没了。可'势'又不是这个'人'凭一己之力造出来的——这个'人'走了,势还会留下来。咱们还得打。"
我说:"那张角死得有意思吗?"
老李想了想,说:
"张角死得不傻。他知道城迟早要破。他自己病的时候——你就当他是装的也行——他病死了,他这辈子就此打住了。他没看见弟弟死,没看见信徒被屠,没看见城被烧。他算是从这场仗里溜走了。"
张老书插嘴说:"这老小子,狡猾。"
老李说:"但有意思的是——"
老李停了一下。
老李说:"他人是溜走了。他这场仗,没溜走。"
我那时候没完全听明白这句话。
我后来才明白。
· 八 ·
张角死了之后的第三天,城里有动静了。
我那时候在中军大营外面送账册,远远看见皇甫嵩从他自己的将帐里出来。皇甫嵩穿着甲,没穿斗篷——天太热——他背着手,站在大营的高处,盯着广宗城看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
我远远看着他。
他那个站姿——你说一个将军站着是啥姿势?挺胸抬头?我跟你说,皇甫嵩不是。皇甫嵩站着的时候,是微微弯着腰的,像一个老头在他自己家院子里数他养的鸡。
但他身上的气,跟数鸡的老头不一样。
他看了一会儿,回头跟身边的副将说了一句话。我离得太远,听不见他说啥。
那天晚上,整个大营的人都明白了:要打了。
打的命令是这样下达的: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所有部队就位。攻城工具已经准备好了。云梯、冲车、巨弩,全部到位。
天一亮,攻城开始。
我们文书房五个人,不上前线。我们的活儿,是在大营里记录战况——谁报来了什么消息,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立了功。
我那一天没怎么走出文书房。
但我从送报的人嘴里,听到了这一天发生的事。
第一波攻城,是冲车撞门。门没破,冲车被城上的人用滚木砸坏了一辆。
第二波攻城,是云梯。云梯上去的人,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推下来摔死了,有的爬上城了。爬上城的人跟守军白刃战,杀了一阵子,被守军包围,全部战死。
第三波攻城,是火攻。皇甫嵩用了在长社的那一手——夜里,弓箭手射火箭进城。这次没刮风,火势没起来。
第四波攻城,是包抄。从城东、城西、城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城南那边没攻,皇甫嵩故意留了一个口子,给守军一个"还能跑"的错觉。
打了一天,没破。
打了两天,没破。
打了三天,城里的守军开始有人投降。
到了第五天——
第五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那一天的记忆是这样的:
早上,我刚到文书房,听见外面"轰"的一声。我跑出去看,看见广宗城的西北角,有一段城墙塌了。
那段城墙是被冲车反复撞了三天,又被工兵在底下挖了几条沟,最后被一阵掘土的人合力推倒的。
塌了之后,皇甫嵩的兵冲进了城。
我那一天没出文书房。但我能听见远处的声音。
声音是这样的:
先是兵器撞兵器的声音。哐哐哐。一阵一阵的。
然后是喊声。喊声里有"杀",有"投降",有"娘",有"救命",有听不清的字。
然后是哭声。
然后是慢慢的、零零落落的脚步声。
然后是火光——虽然是白天,但城里那种火光是能看出来的。城里冒起黑烟,黑烟从城墙后面升起来,一柱一柱的。
到了下午,喊杀声变小了。
到了傍晚,几乎听不见了。
到了晚上,文书房接到了第一份正式战报。
战报上写:广宗破城。张梁战死。城内黄巾军斩首三万余级。
三万。
我看了一眼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慢慢把它抄到登记册上。
我抄完之后,张老书走过来看了一眼,喝了一口酒,没说话。
老李走过来看了一眼,慢悠悠地说:"小田畴。"
我说:"嗯?"
老李说:"你这次不哭了。"
我说:"嗯。"
老李说:"不是因为这个数字小。这次的数字比长社那次大多了。"
我说:"嗯。"
老李说:"是因为你已经哭过了。"
我那一刻没说话。我只是把笔放下来,呆坐着。
老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我跟你说过,这世道你哭一次就够了。"
· 九 ·
第二天,皇甫嵩下了一道新的命令。
这道命令是给整个大营的——包括我们文书房。
命令的内容是:清点尸体,建京观。
京观这玩意儿,我以前在书上看过,但我从来没亲眼见过。
简单说,就是把敌人的尸体——主要是头颅——堆成一座小山。这小山就放在城外,让所有路过的人看见,让所有想造反的人看见。让你看了之后,以后不敢再起这种心思。
听起来挺直白。做起来——
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一天,我们文书房派出去四个人——我、老何、小赵,还有一个临时调来的小吏——跟着工兵一起去清点尸体。张老书和老李年纪大,留在文书房。
我们的活儿,是数。
数尸体。
我说我以前学过数数,我那时候觉得数到一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一天我数了多少,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但我记得我数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开始走神。
走神是这样开始的:我先是机械地数,一、二、三、四——数到一百的时候打个结,把麻绳上打个结,一百算一节。
我数着数着,忽然停下来。
我盯着我刚数过的那个尸体看了一会儿。
那个尸体——
那个尸体是一个孩子的。
就一个孩子。我觉得他大概十二三岁。比我小一两岁。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破衣服——应该是黄巾军的标志。他的头朝着一边歪着。他的眼睛是闭上的。他的手——
他的手里,攥着半块饼。
我蹲下来。我把那半块饼,从他的手里拿了出来。
那半块饼已经硬了。
我那时候就想——
这个孩子比我小一两岁。他攥着这半块饼,可能是想等下吃。可能是早上他娘给他的。可能是他自己藏的。
但他没吃完。
我继续数。
我数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已经麻木了。
到第三天傍晚,我们文书房四个人,在大营外面的一棵树下坐着,每个人手里捧着一碗稀粥。我们没人说话。
老何先开了口。老何说:"我数了八百多个。"
小赵说:"我数了一千二。"
那个临时调来的小吏说:"我数了七百多。"
他们看着我。
我说:"我没记。"
他们都愣了一下。
老何说:"为啥没记?"
我说:"我记到一半,记不下去了。"
老何想问我为啥,我看了他一眼,他没问。
我们四个继续喝粥。
那天晚上回到文书房,我把那半块饼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我自己的案上。
那半块饼,我没扔,但也没吃。
我看着它,看了很久。
后来张老书走过来看了一眼。张老书叹了口气,没问。他从他自己的酒葫芦里倒了半口酒,对着那半块饼洒下去。
张老书说:"小老弟,这饼你别留着。明天扔了。"
我说:"为啥?"
张老书说:"留着不吉利。"
我说:"咋不吉利?"
张老书说:"这饼是别人没吃完的。"
老李这时候慢悠悠地走过来,看了一眼那半块饼,又看了一眼我,说:
"留着吧。"
张老书说:"老李,你别教坏小老弟。这玩意留着不吉利。"
老李说:"不吉利不吉利。这小老弟,他得记住一些事。"
老李转身回去了。
我那天晚上把那半块饼,包在一块布里,藏在我的行李最底下。
我后来一直带着。
· 十 ·
京观建好的那天,是八月底。
那座京观——不算大,跟我后来在书上看见的那种"高数丈、广数十丈"的京观比起来,差远了——但它够吓人。
它就堆在广宗城外的官道边上,对着南方。南方是来往洛阳和冀州的方向。所有路过的人都能看见。
它高大概两丈,宽大概四丈。底下是夯实的土堆,土堆上面是头颅,头颅上面又盖了一层土。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圆圆的、矮矮的小丘。
但你走近了能闻见味儿。
那个味儿在那年八月底的太阳底下,能飘出去三里。
京观建好之后的第二天,皇甫嵩又下了一道命令。
这道命令是关于张角的。
命令很短,就一句话:
"开张角墓。"
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原来人死了,还能不让你安生。
张角在城里病死之后,是被他的弟子草草埋了的。埋在城里某个院子的底下。
皇甫嵩派人把那个院子刨开,把张角的尸体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又把他的脑袋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装进一个木匣子里。
木匣子用马快送往洛阳——送给皇上看。
这一系列事,是我们文书房的人传着说出来的。我没亲眼看见。我也不想亲眼看。
但我记下了。
我记下的方式是:我抄写了那道送往洛阳的奏章。
那道奏章上写:"黄巾贼首张角已诛,首级即日呈献。"
我抄完之后,盯着"已诛"两个字看了很久。
"已诛"两个字的意思是"已经被杀了"。
但张角不是被杀的。张角是病死的。
张角是在城破之前就已经死了的。
但奏章上不能写"病死"。奏章上一旦写"病死",皇甫嵩这一仗就没意思了——你打了半年,你要的那个人死了,但不是你打死的,那你这个功劳就薄了。
所以张角必须是"被杀"的。
哪怕他是已经死了的人——你也要把他的头砍下来,送到洛阳,让皇上看见这个头,让皇上相信这个头是被打下来的。
我把这事儿告诉老李。
我说:"您不觉得这事儿挺荒唐?"
老李慢悠悠地说:"田畴,我跟你说啊。"
我说:"您说。"
老李说:"这世上的事,写在简上的,有一半是真的。剩下一半,就是这种'必须是真的'的事。"
我说:"必须是真的?"
老李说:"对。'必须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但它是必须存在的'真'。要不然,整个朝廷的这一仗就交代不过去。"
我说:"那您觉得张角他自己——"
老李说:"他啥?"
我说:"他病死了,他算是溜走了。可现在他的脑袋又被砍下来了,他算不算还是没溜走?"
老李停了一下。
老李说:"小田畴。你这个问题,比你看起来的年纪大很多。"
我说:"您回答不?"
老李说:"回答。"
老李指了指那座京观。
老李说:"你觉得这座京观,里面那些人,他们是死了,还是没死?"
我说:"死了。"
老李说:"死透了?"
我说:"死透了。"
老李说:"那张角呢?"
我说:"也死了。"
老李说:"死透了?"
我说:"死透了。"
老李说:"那他还溜走没溜走?"
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他要说什么。
老李说:"田畴,活着的人,没人能溜走。死了的人,也没人能溜走。这世上有些事,你只要参与了,你死了你也得在它里面。"
我说:"那他生前不参与不就行了?"
老李说:"他生前要是不参与,他就不是张角了。他是张角,他就得参与。"
我说:"那他参与了,他到底图啥?"
老李抬起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广宗城——那时候广宗城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城墙残破,黑烟还在冒——又看了一眼那座京观,慢悠悠地说:
"他图啥呢——他可能就图自己折腾一下。这世道这样,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他想换一种过法。"
我说:"他换了吗?"
老李说:"你看现在和他没起事之前,有啥不一样吗?"
我想了想,说:"没啥不一样。"
老李说:"对。没啥不一样。该饿的还饿,该死的还死。只不过——"
老李停了一下。
老李说:"只不过,多了几堆尸体。"
我说:"那他白折腾了?"
老李说:"他白折腾了。"
老李顿了顿,又说:
"所有想换世道的人,最后都是白折腾。"
老李喝了一口水,慢悠悠地补了一句:
"但你别因为他白折腾,就觉得他傻。这世道不折腾的人也很傻。这世道折腾的人和不折腾的人,都很傻。这世道,不傻的人不存在。"
我说:"那聪明人呢?"
老李看了我一眼,说:
"聪明人就是知道自己是傻的、但还活着的人。"
我那一刻没说话。
我后来想了很多年,才慢慢明白老李这句话的意思。
· 十一 ·
九月底,洛阳的命令到了。
命令上说:黄巾主力已平。皇甫嵩部就地休整,部分兵将班师回朝,部分留守冀州。文吏随各郡兵营返回原籍。
简单说就是:仗打完了,回家。
我们文书房五个人,回颍川。
接到命令的那一天,张老书喝了一葫芦酒,喝完之后躺在帐篷里,眯着眼睛说:
"小老弟。"
我说:"嗯?"
张老书说:"你知道这次回去,我最想干啥不?"
我说:"喝酒?"
张老书说:"不是。"
我说:"睡觉?"
张老书说:"也不是。"
我说:"那是啥?"
张老书说:"洗澡。"
我那一刻笑了。
我笑了之后,张老书也笑了。我们俩笑了一阵,老何也跟着笑,老李也跟着笑,连一向不爱笑的小赵都笑了。
我们五个人,在帐篷里笑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
笑完之后,张老书慢悠悠地坐起来,把酒葫芦盖上,说:
"行了。咱们收拾收拾。"
那天晚上我又睡不着了。
我躺在帐篷里,盯着帐篷顶上的破洞,从破洞里看冀州的星星。
冀州的星星跟颍川的星星不一样。冀州的星星看起来更冷,更稀。但它们还是星星。
我那时候十四岁——再过两个月就十五了——离家整整八个月。
我开始算账。
八个月。
我离家的时候,是开春。我走的时候,村口的麦子还是青的。我现在回去,麦子已经收过两茬了。
我离家的时候,我哥的腿还瘸着。我走的时候,他在炕上坐着。我现在回去,他的腿应该好了——也可能没好。
我离家的时候,我爹被王什长气得脸通红。我现在回去——
我现在回去,能不能见到他呢?
我那一刻,忽然有一点害怕。
我跟你说,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从来不会害怕"回家"这件事。回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你顺着村口的路走,看见老槐树,再走二十步,就到我家门口了。
但现在我离家八个月了。
八个月,长得让我开始害怕:万一回去之后,那个"家"不是我离开时候的那个家了,怎么办?
我那时候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了。
但那是后来的事。
那天晚上,老李从隔壁帐篷过来,看见我没睡。老李也不说话,他坐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那个破洞里的星星。
看了一会儿,老李慢悠悠地说:
"田畴。"
我说:"嗯?"
老李说:"你想家了?"
我说:"嗯。"
老李说:"你害怕?"
我说:"嗯。"
老李说:"你怕啥?"
我说:"我怕回去之后,家不是我离开时候的家了。"
老李没马上接话。他想了想,慢悠悠地说:
"田畴。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听好了。"
我说:"您说。"
老李说:"家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回去'就能回到的。"
我说:"那是啥?"
老李说:"家是你心里的那个东西。你心里有家,你走到哪儿都是家。你心里没家,你回到屋里也回不去。"
我说:"那要是我心里那个家,跟现实里那个家不一样了——"
老李说:"那就以你心里那个为准。"
我说:"为啥?"
老李说:"因为现实里那个,迟早会变。心里那个,看你自己。"
我说:"那万一我心里那个,也变了呢?"
老李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说:
"那你就长大了。"
那天晚上我没说话。
但我记住了。
· 十二 ·
第二天我们就准备启程。
启程之前,我做了一件事——我跑出营外,走到那座京观附近,远远地站了一会儿。
我没走得太近。太近了我受不了那个味儿。
我远远地看着那座小丘。
我看着它,心里想:我这八个月,从颍川到这儿,走了一千多里地。中间死了多少人?长社的火烧死了多少黄巾?广宗城破了死了多少人?这座京观底下又埋了多少人?
我数不过来。我从来都数不过来。
但我知道:他们里面,有很多本来跟我一样的人——他们本来在他们自己的村口,靠着他们自己的老槐树,过他们自己的小日子。
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是被骗的,有人是被胁迫的,有人是被自己骗的,有人是真的相信"换一个世道"——他们出来了。
他们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
我那一刻忽然有点庆幸。
我庆幸我那年春天被王什长拽来当兵的时候,我不是黄巾。
我庆幸我爹喝多了去自首的那一天,他不是去黄巾军。
我庆幸我现在,能回去。
我转过身,往营地走。
走了几步,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座京观。
我那时候十四岁。我对自己说:
"田六啊田六,你给我记着。这一辈子,能不出来就别出来。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能回家就回家。"
"活着就是赢。"
赵老黑那句话,我那一刻才真正听懂。
我转过身,回到营地。营地里张老书已经把酒葫芦塞进了行囊,老李正在收拾文书箱,老何在跟人讨价还价想多换两块干粮,小赵在帮忙绑车。
张老书看见我回来,问:"小老弟,你跑哪儿去了?"
我说:"我去了一趟京观。"
张老书愣了一下,问:"你去那儿干啥?"
我说:"数了一下。"
张老书说:"数啥?"
我说:"数我自己回不回得了家。"
张老书没听懂。
老李这时候从车后头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
老李这次没说话,他只是冲我点了点头。
我也冲他点了点头。
我们的车队启程了,往南走。
南边,是颍川的方向。
南边,是田家洼的方向。
南边,是那棵老槐树的方向。
我那时候不知道,往南走的这条路,并不是回家的路——它是另一段路的开始。
但那是后来的事。
那天,我只是跟着车队,慢慢地往南走。
我兜里揣着那半块饼。
我心里揣着一些事。
我十四岁。
——第三章 完